很多事情一波三折。如果真是好事多磨，任哲倫認為自己現在不會處于一種焦頭爛額的狀態了。

會議廳里頭的熙熙攘攘高潮迭起的學術爭論，他是暫且沒有這個精力去留意。和自己人站在外面的走廊里，握手機的手心全是一層濕汗。

當醫生是很難的事情，最難的事情有時候可能跟老百姓所想的不一樣，不是如何給人治病而是如何組織給人治病。醫生背地里付出的如何調集一切資源給病人治病的隱形成本，非老百姓眼睛里能看得見的。

同理，當有些醫生干脆把這個隱形成本甩回去給病人和家屬身上：你們自己去找誰誰誰干什么。

接下來自然被老百姓一頓痛罵：我不懂醫的，你讓我自己去找？！

事實上讓外行的普通患者家屬自己去找醫學途徑是不切實際，哪怕你給對方指明路徑如何走，但病人家屬終究是外行，不說辦不辦錯事兒單是醫學溝通和理解方面會存在很大的問題。

醫生最好是主動承擔起這些事務，哪怕這是項最難的工作。

大佬們全是患者口碑里的好醫生，理所當然會這樣做。

基于此，站在任哲倫旁邊的左晉茂以及姚致遠的臉色跟隨流露出多少的緊張。清楚任哲倫自始自終在做的是項過于艱巨的任務。

唯獨只有把技術搶在自己的手里，醫生心里頭能踏實，能有自主權為患者爭取最大的福利。因而眼前是一場惡戰在斗爭。

改變原先擬定好的實驗計劃，會難免給合作方透露出自己這邊技術不自信以及實驗環境的不穩定性等缺陷，因此他自開始的擔憂并不是沒有道理的。

與張大佬協商之后最終繼續敲定了要改。他和張大佬的魄力可以有，問題是如何給合作方進行合理的解釋讓合作方信任于他們，目前看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當你解釋不通保證不了的時候，合作方必定要對你進行追責。最糟糕的結局無非是一拍兩散法庭見面。

果然是這樣了。

“任教授，你重新提交的方案設想并不能讓我們感到滿意。我們聽信于你，選擇讓機器與你回原單位進行實驗，是認為你可以在你原單位握有主導權。現在看來，你并沒有很好地做到你先前所承諾到的目標，而是被人牽著鼻子走了。”電話對面的合作方說。

合作本身是種交易，如果沒有坦誠的利益交割，對方是不會舍得去割讓自方的權益給他人叫做合作的。

在醫療界求合作同是如此的利益基礎。

找家厲害的三甲醫院合作臨床實驗，無非圖的是給機器打造名聲以及拓展國內市場之類的商業目標。從上述電話內容可知，任哲倫在合作方面前打包票做一些承諾是沒法子必然的事。

“沒有改變，什么都沒有改變。”任哲倫努力強調。

“你說沒改變，為什么要突然改變原先的計劃？我們沒看出來，你們這改變的計劃相較原來的計劃有什么更優越可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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