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時的中國GCD從建立到發展沒有經過幾年，雖主張抗日御辱，但自身發展還很不成熟，還沒有從共產國際的領導下走出來，尋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政治主張從根本上與老蔣所代表的階層利益對立，互相成為死對頭。從地理位置上看，共產主義在江西的運動和發展也直接威脅了老蔣對湖北和浙江的統治，所以此刻正大打出手。

從1931年1月開始，王MIN等‘左’傾分子在共產國際米夫的支持下，獲取了在中國GCD內的統治地位。隨后盲目跟從共產國際的指導行動，不僅給中國GCD本身的發展帶來災難，也讓GCD失去了很多愛國知識分子的支持。王MIN等人的領導受共產國際影響太多，國家和民族獨立自主的觀念淡薄的可憐，對政治形式的估計和一些事件的處理手法極為幼稚和生硬，況且共產國際是不會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的。

典型的以9.18事變爆發后為例，執行共產國際路線的王MIN等控制中G中央，在9月20日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認為事變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計劃之更進一步實現，號召打倒GMD，武裝擁護蘇聯。真TMD國際到位了！1932年日軍侵略上海，凇滬抗戰危急時刻，王MIN等仍然在上海GMD抗戰部隊中搞“要兵不要官”兵運斗爭，號召19路軍的士兵殺死軍官，帶著武裝參加紅軍！在1931年11月成立的“蘇維埃共和國”，雖然對以后的建國有指導意義，但在此時嚴格說這個提法也是過激的，此時成立蘇維埃政府可以理解，但成立蘇維埃共和國就意味著分裂，可以說理想是好的，但是行動過激了，所以后期的陜甘寧只成立了邊區政府。還有期間出現的大范圍“肅反運動”“富田事變”等等，造成幾萬人被錯殺。

但與民國政府不同的是，GCD畢竟代表的是廣大人民的利益，比起大小軍閥瘋狂的搜刮民脂民膏為自己服務，GCD的領導中心和隊伍始終堅持不謀私利，即使再困難，也努力為老百姓的生活考慮。可以這么來比喻，軍閥就好比是封建遺留，打仗是為了給自己個人或一小部分團體獲得控制和剝削民眾的權力和武裝，而GCD的武裝就是為了老百姓來推翻這種封建遺留，爭取民眾的生存權利。這是本質上的不同，雖然GCD在發展的過程中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是為人民服務這個基本出發點沒有改變。這一年，GCD在江西的政權應該正在經受著蔣光頭的殘酷打擊，領導權控制在王明等人手里的GCD武裝，正面硬撼老蔣經過德國教官訓練過得部隊，估計快要進行長征了。

在各勢力的統治下，作為中國組成結構中的基本元素—農村的政治體系也變化多端，封建團體，宗族幫派，保甲制度以及蘇式的委員會結構都在中國大地一一展現。農村結構的多樣化也使得地方上的經濟、管理和控制局面異常復雜，矛盾重重。

這一時期的政治軍事勢力此時都如此復雜，就更不用說財政經濟和科技發展了。金融方面紙幣雖然取代銀圓成為主幣，但是各軍閥都有自己的一套財政系統，在自己控制的領域內發行地方紙幣。銀圓是硬通貨，民國政府在1933年4月宣布‘廢兩改元‘，將銀元的價值固定在7.15兩，成功地完成了銀本位幣制的統一銀本位的財政策略共存，希望籍此完成下一步得幣制改革。

但是隨著技術得發展，白銀產量增加，在國際市場上“金漲銀落”，幣制改革沒能及時得得到完善。在隨后的1934年到1935年中國的銀本位金融體系受到來自美國得的打擊，美國當時也是使用白銀的國家，在經濟危機等因素的影響下，美國政府為了拉動白銀價格得上漲于1934年頒布《購銀法，《購銀法頒布以后，美國在世界金融市場上大肆收購白銀，促使白銀得價格從1934年年初的每盎司0.35美元漲至10月份的0.55美元，到1935年4月一度漲至0.81美元。

白銀價格得上漲，使得中國白銀迅速外流，導致整個中國得白銀儲備迅速下降，銀行銀根吃緊，市場蕭條，商家紛紛破產，民間幾無銀可用。民國政府為此大力抑制，但國內派系林立，局面混亂，還有日本在華北的大肆走私，最終導致銀本位金融體系的崩潰。當時正在蠶食中國華北的日本，利用中國財政危機的機會，一方面通過武裝走私白銀、拒絕交出白銀、沖擊中國的外匯基金以及反對美英援華等手段，極力破壞中國的幣制；另一方面以提供貸款為誘餌，試圖控制中國的財政。

無奈之下倉促進行金融幣值改革，進行黃金和白銀的復本位制度，世面發行紙幣代替流通，利用世界銀價高漲之際，出售白銀，換取外匯，建立外匯對兌本位制。這一體制的建立雖倉促，但有其積極的一面，雙本位制度為穩定中國當時的金融市場發揮了作用，并以次與美國開展了“白銀外交”。白銀價格的上漲也給中國在世界金融市場上帶來入超。

但是因為國內局面的混亂，還有日本的侵略和掠奪，國內的金融市場并沒有因為這一改變帶來好處。相反，民國政府財政入不敷出，老蔣以自己的利益為重，必須依賴大量的軍事武裝，財政赤字驚人。財政部長孔祥X為維持老蔣的統治，一改宋子W“量入為出”的理財思想為“量出為入”，大量發行紙幣來獲取實質的資金。“量出為入”破壞了財政平衡，引發了愈演愈烈的通貨膨脹，不僅使得日后抗戰大后方的金融日趨紊亂，經濟日趨衰退，而且嚴重損害了廣大民眾的利益，使得他們的生活水平不斷下降，國家的財政、金融和經濟也因此陷入一種互為因果、進退兩難的絕境之中，最終導致了抗戰勝利以后中國社會經濟的迅速崩潰。

與老蔣相同，此時各地軍閥也在想盡辦法的搜刮民脂民膏撈取金錢物資擴充實力，根本就不會顧及民計民生的問題，工商業的發展在這一時期大多都是為大小軍閥服務，掌握在少部分極有勢力官僚資本家手里。而官僚資本家的性質決定了他們的所作所為只是為了在短期內更多的榨取老百姓的血汗，很少有人能考慮到長期發展和國家的需要。所以科技和文化教育的發展只能用痛心疾首來形容。

雖然“五四運動”前后，近代西方的教育模式在中國逐漸得到推廣與鞏固，科技人才的培養、選拔、使用方面也多向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學習。由于當時國內掌握近現代科技的人才奇缺，包括科技人才在內的各類人才還是頗受重視的，在一個銀元足以買一擔大米的民國初期，大學老師的工資就有幾十甚至是上百塊銀元。但由于當時國內局勢動蕩，內憂外患，戰爭不斷，科研人才根本就得不到一個穩定得研究環境，也得不到適當得科研經費。因此，此時科技人才政策一直處于初期建構、探索階段，總體上顯得支離破碎、缺乏連貫性。整體得科技成果和發展可以說是微乎其微。教育就更不用說了，在這個時代教育是有錢人才能享受得到的。 ( 明智屋中文 wWw.MinGzw.Net 沒有彈窗,更新及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