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也只有第一次遭遇“神秘”，自我認知急速膨脹的人，才會對建立神秘組織去改變世界的想法感到激動和熱切吧。很多人總會以為自己的獨特，會讓整個世界發生以自己為核心的變化，但事實會證明，在一切秩序和非秩序的變化身后，存在人類的常識中無法連系起來的碎片，一旦嘗試將其連系起來，就會看到一個黑暗的深淵，藏在深淵之下的某種東西會讓人們感到絕望，可那才是這個世界的真相。

在這個世界里不存在偶然，即便成為一個故事的主角，去對抗什么，去阻止什么，也只是命運的一環，甚至，不需要期待，這個環節在整個命運中占據多大的份量。一個沒有人可以單獨以自己的認知縱覽的劇本在編織著每個人的命運，所有自以為自由的想法。都有可能是被幻覺所欺瞞。

是的，若將自己生命中的一切，那些改變和不改變，都假定在一個龐大而復雜的劇本中，屬于既定的一幕，那實在是讓人絕望的情況。所以。還是將眼界縮小一些，行走在屬于人類那片面的常識中，不要去注視黑暗，和那針對命運的瘋狂哲思，只有這樣，才能讓自己活在一個“適宜的真實”中——它也許同樣充滿虛假和幻覺，但至少不會讓你變成瘋子。

而早就成為瘋子，或者，寧愿成為瘋子。也要去追尋那深藏在黑暗絕望中的最終真實的人，是不會妥協的，哪怕，最終他們自己也分不清，自己看到的那些“真實”到底是真實，或仍舊是虛假，又或者已經是自己妄想出來的幻覺。就如同我一樣。

我，早就不清楚。自己所經歷的這一切，有多少是真實。有多少是幻覺了。眼睛所看到，肌膚所觸碰到的，耳朵聽到和基鼻子聞到的，從他人處聽說的，自己從零碎的線索中拼湊出來的，都有可能是虛假的東西。理論上，只要有足夠的線索，就可以拼湊出真相，可問題在于，到底需要多少線索？至少。我從來都沒有獲得過足夠拼湊出“讓自己無比堅信這就是真實”的線索，而且，也已經不覺得，自己可以得到這么多的線索。

對我而言，一切都是藏在迷霧中，只在偶然的時候才露出只鱗半角，而那只鱗半角卻又絕對無法讓人想象完全破除迷霧后的真實是什么樣子。所謂的“病院現實”，所謂的“末日幻境”，都不過是相對而言的環境而已，而在我的心中，這兩者都不存在獨立存在的基礎，也就無法肯定，其中一方是絕對真實。

如果一定要說，有某種東西，可以作為確定絕對真實的參照，那就只有“江”了吧。我曾經假設，連“江”都只是自己的幻覺，可這個假設實在太過瘋狂，它會顛覆我之所以為我的基礎，所以，我將之拋棄了。

所以，無論富江做出怎樣的事情，我都不會感到奇怪，也不會去阻止，因為，她即便沒有這份自知，我也知道，她就是“江”的一種體現。“江”是我無法理解的，所以，我會去假設和猜測，但卻不會真正去嘗試理解它的本質和行為，并以“無以名狀”和“莫名其妙”視為其基本屬性，然后，去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

所以，盡管我希望將富江介紹給阮黎醫生、咲夜和八景，但是，既然富江另有想法，我也就沒有反對。阮黎醫生和往常一樣的時間回到家里時，就我一人如平時那般打著日常的招呼，就像是我從來都沒有離開過一樣。不過，阮黎醫生可沒有這么好打發，在這個中繼器世界中，過去的“高川”有嚴重的精神病史，而那段過去自然不可避免成為如今的我的過去，而在之前幾十天的相處中，我也在阮黎醫生的診所中做了不少檢查，沒有一次可以證明，我已經變成了“正常的孩子”。如今失蹤了一個星期，阮黎醫生雖然沒有大發脾氣，但也極為肯定——我又發病了。

因為精神上的問題，所以莫名其妙跑到歐洲還結了婚，這倒是一個“聽起來很正當”的理由。當晚，咲夜和八景來找我，但立刻就被阮黎醫生強硬地勸離了：“我本來不想告訴你們，一直覺得，有些事情若說得太明白，會妨礙阿川回歸正常社會。不過，他現在的問題有點嚴重，我也不想讓你們因為不知情而感到為難。”

“阿川出了什么問題？”咲夜有些焦急，她看向我，我和她們只隔著一道門縫，于那狹窄的縫隙中，看到她們的側臉——阮黎醫生沒有將我捆綁起來，但是，強令我不許離開她的書房，而我則十分清楚，這個命令和我的選擇，本就是一種心理測試。這個測試的答案其實并非固定的，因為，決定答案的因素十分復雜，針對當前的環境、狀態和阮黎醫生過去的觀察，只有阮黎醫生清楚，我的每一個動作，會在她心中的問卷中處于精神病態的哪一個標準。而這個標準，又將成為接下來一些觀察、提問、判斷和治療的基礎。

若換做其他病人，其實是很難如我這般，明確認知到自己正被施以一種濃烈而有針對性的手段。“盡量不讓精神病人知道自己正在接受精神觀察和治療”是阮黎醫生的治療方案中極為重要的一環，不過，實際情況中，不可能完美達到這種程度，在提問和觀察環節，大喊“我沒有病”而顯得極為焦躁的病人。也遭遇過很多，不過，總體而言，阮黎醫生所設計的治療行為，都會盡量讓病人不被“自己精神有毛病”這種想法限制住。

只是，當面對和我一樣“清楚知道自己患有嚴重精神病”的病人時，那些常規手段就會失去作用，甚至于，繼續使用會產生極為惡劣的后果。所以。針對我這樣的情況，阮黎醫生也有另一套方案。

如今，我被勸說留在房間中，房間的門打開一條縫隙，讓我可以依稀看到談話場景，聽到談話內容，以及阮黎醫生的談話內容本身，再加上“我和阮黎醫生相處多年。知曉心理學，明白這些布置一定程度上的用處”這一點。都是針對我的情況而設計出來的場景。我雖然自學過心理學，也在過去不少場合中，應用過心理學知識，但是，阮黎醫生才是真正的專家，我根本就無法判斷。她要通過這樣的場景布置達到怎樣的效果，我所判斷出來的，也無法自信就真的是最合適的答案，所以，根本就無法像那些高智商的精神病人那般主動去蒙蔽醫生。

我最終做出了“老老實實聽阮黎醫生的吩咐”這個選擇。只是隔著門縫，時不時和咲夜兩人的目光碰撞在一起。我也相信，阮黎醫生一直在觀察咲夜和八景的表情變化，而在這個書房中，也定然有隱藏攝像頭，時刻捕捉著我的表情變化。而哪怕是如八景那樣“面無表情”，對阮黎醫生來說，也是由意義的，因為，“面無表情”在心理學中，聯系當時的環境場合，同樣是一種攜帶了大量信息的表情。

“所以，醫生您是說，阿川的精神有問題？”八景終于開口了。

“是的，而且，問題十分嚴重。”阮黎醫生說。

“阿川和我們說過他的精神問題，我們是知道了仍舊要和他做朋友的！”咲夜焦急地說：“的確，阿川經常會說一些莫名其妙的話，但他從來都沒有傷害過我們，我們也相信，以后他也不會那么做。”

“如果醫生你是因為阿川失蹤了那么久才判斷他的精神有問題的話……我們其實是知道一些他這么做的原因。”八景說：“我希望我們可以在您的治療中充當助手，我們是他的朋友，一定有什么事情是我們可以做到的。”

阮黎醫生一如既往，帶著和藹溫暖的職業微笑，說：“你們說的都對，我的確也有這樣的想法，但不是現在。阿川有嚴重的精神病，而我是他的主治醫生，也是他的母親，我清楚你們對阿川的維護，但也希望，你們能相信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他好。”

“醫生，真的是因為他失蹤后去了歐洲，又莫名其妙地結了婚，您才判斷他的精神病又開始發作了嗎？是以這些情況為基礎，去制定如今的治療計劃的嗎？”八景十分強硬地重復到。

阮黎醫生一點多余的表情都沒有，微笑著回答了八景：“不是。”

她的回答簡練到連八景都感到吃驚，情緒在臉上完全呈現出來。

“阿川的病情十分特殊，僅僅以他通知我的時候所身處的環境和那些話，是不足以判斷具體問題的。”阮黎醫生的語氣十分柔和，完全不為兩個女孩的質疑而生氣，我想，她真的是沒有生氣，因為，這場對話，或許本就是充滿了心理因素的一個環節。我根本就不覺得，八景和咲夜可以聰慧到真正反客為主，在對話中占據主動，阮黎醫生的知識和實際經驗，比區區女高中生都強得太多，在涉及心理的談話中，簡直是壓倒性的強力。

八景似乎也意識到這一點，張了幾次嘴，但最終還是猶豫了，之后說到：“真的不能讓我們留下來旁觀嗎？”

“是的，今晚不行。不過，我也不會阻止你們以后繼續和阿川做朋友，阿川比任何人都需要朋友。”阮黎醫生摸了摸兩個女孩的頭。“請相信我，身為心理學專家，主治醫生和一個母親，我不會做沒有意義的，會對自己患病的孩子造成負面影響的事情。”

“我知道了，我們相信您。醫生。”八景拉了一下咲夜，向阮黎醫生告別：“明天我們可以來接阿川上學嗎？”

“你們可以在課后時間過來，不過，這幾天，我會幫阿川請假。”阮黎醫生回答道：“阿川到底什么時候可以回到學校，需要做一些觀察后才能決定。”

阮黎醫生的態度溫和又堅決，八景和咲夜不得不接受這個結果，她們遠遠透過門縫朝我看了一眼，大聲對我說：“阿川。我們明天再過來看你，便提著書包離開了。”

阮黎醫生返回書房，當著我的面調出電腦中的影像資料，在一份檔案上書寫起來，我就坐在她辦公桌的另一邊，這樣的處境讓我恍惚，仿佛又回到了“病院現實”中，正在接受著另一個阮黎醫生的診療。書房中一陣沉默。阮黎醫生好幾次抬起頭來觀察我的表情，但沒有說話。氣氛的緊張度不斷在變化，不過，我覺得，之所以會覺得變化，完全是自己的個人情緒和意識正在產生波動的緣故，在主導這些感受的因素中。阮黎醫生并非主動的一方。而我無論做出怎樣的應對，對阮黎醫生來說，其實都沒有區別，她想看的只是“我的反應”這一點而已。

大概三十分鐘左右，阮黎醫生將檔案合起來。以一種格外嚴肅的態度對我說：“阿川，這些治療我們已經做過許多次了，想必你也不會陌生。”

“是的，媽媽。”我沉靜地回答道，正如她所說，在“病院現實”里，我已經積累過太多的經驗。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可以對接下來的任何情況都做出針對性的應對——這種精神檢測，本來就不存在固定的題目和答案。通過對病人的了解，針對病人過去和現在的不同，真正有才能的醫生，可以圍繞一個核心，臨場設計許多問題，如果覺得，可以通過這些問題反向解析出這個核心，進而也做到對提問有針對性準備的話，那無疑是很天真的想法。因為，一個技術精湛的心理醫生在做好了充分準備，要對某個病人施以心理手段的時候，其種種問題的核心，會被問題本身掩蓋，而能夠與之對戰的，也就只有“心理專家惡化而成的精神病人”。

而我，并非是心理專家，哪怕，可以在知道自己是一名精神病人的狀態下，針對性去學習心理學知識，也有太多的外在和內在因素，讓我無法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心理學專家。而我面前的這位阮黎醫生，則毫無疑問，是天生有才華，后天也非常努力，將自己所有的事業精力，都放在了這個行當中，且有極為豐富的臨床經驗，獨當一面的專家。

妄圖掩飾自己，只會讓自己的破綻更大，而且，我也沒有理由在阮黎醫生面前掩飾自己。即便我主觀不認為，自己涉入廁所怪談所遭遇的一切，都并非精神幻象——這對于我個人來說，是可以想象，但根本就不會主動承認的，畢竟，這并不僅僅關于廁所怪談這個事件，一旦否定它，其后果將會連鎖到更大的層面上，例如：我過去到現在所經歷的一切，都只是虛幻。這個結論只要下意識想一想，都讓我覺得充滿了可怕的破壞力，我寧愿不去這么想。

是的，哪怕我遭遇的，都是切實存在的事情，阮黎醫生只是普通人，所以對“神秘”毫無經驗，我也仍舊需要阮黎醫生的幫助，因為我是一個精神病人，精神層面上的問題，可不會區分“神秘”和“日常”。

最終，我選擇了將從廁所怪談開始，之后經歷的那些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了阮黎醫生，就算是面對咲夜和八景的時候，也沒有說得如此詳細。我在阮黎醫生這里是有“前科”的，關于“末日幻境”的情況，以及我與過去的末日幻境中的冒險，乃至于“病院現實”中所遭遇的一切，都以“過去的日記”的方式，記錄在文檔中，而這份文檔，在阮黎醫生這里有拷貝，此時此刻，她正當著我的面，將這份檔案拷貝調出來，參照這份“黑歷史”，去了解我如今正在講述的“幻象故事”。

以我為中心，所發生的那些事情，在阮黎醫生眼中，正是我有嚴重精神疾病的證明。她研究我所述說的故事，并不是因為她相信這個故事，而是因為，她相信自己可以從這個故事的設定、結構、脈絡和發展中，評估出我在“發病”時的精神變化。再輔以過去的病史資料和最新的精神診斷信息，就可以評估出我當前的精神狀態，以此確定我需要哪一種治療，是否可以重新放回社會上——我在阮黎醫生的眼中，一直是“擁有攻擊性的重度精神病患者”，哪怕，她并沒有將這些資料泄露出去，讓我獲得了正常生活和學習的機會。

前者，是她對身為主治醫生的責任，后者，則是她對自己身為養母的愛心——我是這么認為的。

我花了大概三個小時，大致述說了廁所怪談的新故事，然后被阮黎醫生追問了她想聽的細節，包括我當時某一刻最細微的心理變化——由我口中說出來的，自然是十分主觀的，而我那時，也的確一直有思考——這些事情，阮黎醫生十分清楚，她需要的就是這個。阮黎醫生在我述說的過程中，極為強調條理性和故事性，也就是說，我從述說開始，就不存在“補充說明”的機會，她要的是，我能夠把剛剛結束的事情，在講述的同時，就整理為一個“平鋪直敘，但又在結構上擁有高低潮波形的小說”。盡管，在歐洲那個城市打電話的時候，我就大致說明了一下，但這一次面對面的交流，要求無疑更高，我一直都覺得，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我時常要停頓下來，整理自己想說的內容。幸好，阮黎醫生并不介意我這么做，反而十分鼓勵我這么說。

阮黎醫生認為，這種“說書”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種十分具有針對性的精神治療過程。能夠將一個故事組織起來，說得有條理，有故事性，可以證明一個人的思維能力在功能上是正常的，在性能上是合格的，而在說故事的同時，組織條理和故事性，也能輕易讓聆聽者更清晰地從內容分析出述說者的心理狀態——哪里是負面的？哪里是正面的？負面和正面的轉化又如何？因為，一個臨場創作的，擁有感性的說書人，而所述說的故事又是“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所以，是不可能徹底站在徹底理智的第三者角度，將自身的意識和情感變化完全掩蓋起來的，而在疏離故事的過程中，也是一種重新審視自己，擺脫故事發生當時那些看似正面或負面的情緒思維的干擾，以一種“更加本真的狀態”去了解自己，糾正自己。

這種治療方式，被阮黎醫生稱為“自我糾正法”。它不僅僅對說書人自身，也對故事本身，有著極為嚴格的要求。對故事來說，在條理性和故事性之前，就有一個關鍵的先決條件，那就是“臨時創作”，這個故事，不能是早已經準備好，經過雕琢的，而應該是即時成形的，而對于實施這個治療法的醫生來說，最重要的一個素質，就是分清楚，病人在說的故事，到底是“臨時創作”，還是“早有準備”，亦或者“早有準備，卻裝作是臨時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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