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圈田”

在十五至十八世紀的英國，在封建農奴制解體過程中，英國新興的資產階級和新貴族通過暴力把農民從土地上趕走，強占農民份地及公有地，剝奪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和所有權，限制或取消原有的共同耕地權和畜牧權，把強占的土地圈占起來，變成私有的大牧場、大農場。這就是英國歷史上的“圈地運動”。而在十七世紀中葉的中國，也曾發生過一場“圈地運動”，只是兩者的性質和影響有著天壤之別：英國通過圈地運動實現了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轉變，并于十六世紀中期通過資產階級革命最終建立起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日不落帝國”開始昂首崛起，步入輝煌；而同時期勃興的大清王朝的圈地運動則是一次對社會生產力不折不扣的巨大破壞，毫無歷史進步性可言。入關后的滿清統治者大規模把北京周圍五百里內漢人的土地圈占給八旗將士，而漢人則被掃地出門。實行的方式是“跑馬圈地”，即讓八旗將士快馬加鞭跑到哪里，那個距離范圍之內的土地就全歸其所有。大規模的圈地共有三次，第一次，順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頒布圈地令，將凡近京各州縣無主荒田及明皇親、駙馬、公、侯、伯、太監死于戰亂留下的荒田分給諸王、勛臣、兵丁。二年九月，清廷下第二次圈地令，圈地范圍擴大到河間、灤州、遵化。直隸的順德府、山東濟南府、德州、臨清、江蘇的徐州、山西的潞安府、平陽府、蒲州因駐扎八旗兵，這些地方的無主荒田也分給他們。四年正月第三次圈地，范圍在順天、保定、河間、易州、遵化、永平等42府。三次共圈占土地約十六萬余傾。據史書記載，“圈田所到，田主登時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史惇慟余雜記.圈田)而廣大失地的漢族農民則流離失所，四處流浪！

二、頒行“逃人法”

緝捕逃人是清初滿洲貴族推行的另一項惡政。盡管它引起漢族官民的激烈反對，清廷統治者為維護滿洲利益卻頑固地堅持，成為朝野關注的一個重大問題。逃人問題的出現由來已久。明朝末年清軍在遼東和深入畿輔、山東等地的多次戰役中，俘獲了大批漢民，他們被分賞給旗下充當奴仆。被驅迫為奴的漢人本身既過著毫無自由的牛馬生活，子孫也難以擺脫世代受奴役的命運。他們之中一部分人因走投無路而悲憤自盡，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歲以自盡報部者不下二千人”，康熙帝也說：“必因家主責治過嚴，難以度日，情極勢迫使然。”而更多的人則走上了逃亡之路，其中不少是在戰爭中被掠為奴的漢人，思家心切，盼望有朝一日能掙脫枷鎖，同家鄉親人團聚。于是，旗下奴仆的大批逃亡在清前期華北等地愈演愈烈。順治三年五月，多爾袞在諭兵部時說：“只此數月之間，逃人已幾數萬。”旗下奴仆的大批逃亡直接影響到滿洲各級人等的“生計”。清廷為維護滿人利益和自身統治，嚴厲地推行“緝捕逃人法”。雷厲風行地緝捕逃人，給漢族百姓造成了無數災難，民間騷動不安，造成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史料記載：“國初最重逃人。逃人，旗下逃避四方者也。一丁緝獲，必牽一二十家，甚則五六十人。所獲之家固傾家而蕩產矣；其經過之處，或不過一餐，或止留一宿，必逐日追究明白，又必牽連地方四鄰。故獲解逃人，必有無數無辜者受其累。凡地方獲逃人，先解典史錄供，然后解縣。縣官視逃人如長上，不敢稍加呵叱；惟嚴訊株連之人，夾者夾，桚者桚，監禁者監禁。逃人亦暫寄監，奉之惟恐不至。蠹吏獄卒，更導之扳害殷實有家者，于中攫取貨財。逃人高坐獄中，而破家者不知其幾矣。”

三、頒行“投充法”

1645年春，攝政王多爾袞頒布投充法。規定：第一、允許八旗官民招收貧民役使；第二、被投充的人是奴仆，主人可以買賣他們。投充法造成的結果是：滿洲貴族才不管這些漢人是否是貧民呢，他們只是在需要的時候就去任意逼迫漢人為奴。因此，任意逼迫漢人為奴的現象也隨之日漸嚴重。凡在京城三百里內外，八旗莊頭及奴仆人等，將各州縣村莊漢人逼勒投充，特別是各色工匠務令投充，以致民心不安，唯思逃竄。此舉在各地漢族人民中間引起了巨大的騷動，激化了滿漢兩大民族之間的矛盾。清初為害最烈的當屬圈地、投充法、逃人法這三大弊政。

四、頒行“剃發令”

清初發布的強迫漢人依從滿族習俗剃發的命令。滿洲習俗，男子均將頂發四周邊緣剃去寸余，中間保留長發，分成三綹編成長辮一條垂于腦后，名為辮子，或稱發辮。四周剃去的頭發，除為父母守喪或國喪外，不準養長，應及時剃除，名為剃發，或謂剃頭。清入關前即令降清漢人及其他各族人民剃發，以示歸順。順治元年(1644)清兵入關后，山海關城內軍民皆剃發歸降。清兵進入北京后，頒令剃發。因入關未久，根基尚未穩固，剃發令執行并不嚴格，往往聽任降者自便。千百年來，內地漢人都留頭發，無剃發習慣，強迫剃發是讓他們遵從滿洲習俗，被認為是一種民族壓迫、民族侮辱、遭到激烈反抗。順治二年元月，大順軍受挫，清軍攻下南京、蘇杭后，清廷認為大局已定，便重申剃發令，全國各地，限定10日之內，盡行剃發蓄辮。凡是不剃的、遲疑的、上表章請求保存明朝制度的，一律“殺無赦”(清世祖實錄卷71)，實行“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韓菼江陰城守紀上)。這加劇了民族矛盾，激起了內地漢人激烈的反剃發斗爭。江陰人民發誓“頭可斷，發決不可剃”，在24萬清軍攻擊下，苦戰81天；嘉定人民也組織鄉兵，據城不降，最后遭到殘酷屠殺。各地人民的反剃發斗爭，成為當時抗清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五、頒布“禁關令”

清兵入關后，多爾袞就在1644年下令嚴令禁止漢人進入滿洲“龍興之地”墾殖。這就是“禁關令”。清初滿洲人傾族入關后東北人口更加稀少，滿清統治者視東北為“祖宗肇跡興王之所”，借口保護“參山珠河之利”，長期對東北實行封禁政策。與“禁關令”相關的詞匯除了“禁關令”外，還有兩個：“柳條邊”和“闖關東”。為了嚴格執行“禁關令”，從順治年間開始，清朝政府不惜代價于滿洲境內分段修筑了一千多公里名為“柳條邊”的籬笆墻——滿洲長城，也稱柳條邊墻、柳墻、柳城、條子邊，至康熙中期完成。從山海關經開原、新賓至鳳城南的柳條邊為“老邊”；自開原東北至至今吉林市北的為“新邊”。邊墻以東的滿洲嚴禁越界墾殖，邊墻以西則作為滿清的同盟者蒙古貴族的駐牧地。直到歷史已經進入到了19世紀，黃河下游廣大地區連年遭災，成千上萬的農民破產，滿清政府卻禁關令依舊。于是，破產農民不顧禁令，冒著被懲罰的危險，源源不斷地“闖”入東北，這就是“闖關東”的來歷。到了清末，國際上列強步步進逼，尤其是沙俄對東北虎視眈眈。在此形勢下，清廷不得已于1860年在東北局部馳禁放荒，1897年全部開禁，至1910年東北總人口增至1800萬人。民國建立后，“闖關東”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斷，新中國成立前夕達到近4000萬人。

六、殘酷的屠城政策

在中國歷史上，異族進攻漢族統治區時，往往遭遇激烈抵抗，為報復和泄憤，也為了懾服漢族人民，經常對被征服地區的漢人實行極為野蠻的屠殺政策，最為慘烈的莫過于元初蒙古統治者和清初的滿族統治者對漢人的大屠殺。在清朝軍隊對于中原地區的征服過程中，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百姓如不順從清王朝，敢于抵抗的，破城之后，一概將百姓屠殺殆盡。最有名的是“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此外還有江陰之屠、昆山之屠、嘉興之屠、常熟之屠、蘇州之屠、海寧之屠、廣州之屠、贛州之屠、湘潭之屠、大同之屠、四川之屠等等。殺戮情形，目不忍睹，慘絕人寰！有史料記載，明朝萬歷時候官方納稅人口數接近六千萬,納稅人口不包括婦女兒童以及文官和軍人,所以保守的估計全國人口在兩億人左右。到清順治年間納稅人口數(丁)在兩千五百萬左右,總人口充其量也就在八千萬左右。巨大的人口損失除明朝末年的農民戰爭外，相當大一部分是由清初的屠殺政策造成的！

七、大興*

清朝南侵以來，對中原漢族不但在軍事上予以殘酷殺戮，經濟上大肆掠奪破壞，而且在思想文化領域更是推行文化專制主義，大量炮制*，大搞文化壓迫。早在清軍入關不久，清廷就開始了對漢族文化的壓迫摧殘。1649年，清廷規定：“自今闈中墨牘必經詞臣造訂，禮臣校閱，方許刊行，其余房社雜稿概行禁止”，這就是最早的言論審查專制。文字愈多發生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總數不下百十余起。康熙(1661—1722年)時期，先后發生20多起*。這其中震動比較大的是莊廷垅明史案，1711年戴名世南山集案。總的看來，康熙當政時期對知識分子采取懷柔和寬容政策，統治者還沒有把*當作鎮壓反清知識分子或者漢族士大夫思想的一種有意識的政策。當時刊行的顧炎武詩文集、王夫之的讀通鑒論等都有明顯的強烈的民族情緒，都未被追究。雍正皇帝在位(1723—1735年)時間雖短，有案可查的近20起。雍正即位初期，幾起*都是統治集團內部權力斗爭的副產品而出現的；雍正后期，幾起*轉向鎮壓漢族知識分子反清思想和民族氣節。此后的*出現了兩個新的動向：一是*被有意識地用作壓制漢族知識分子民族意識和民族氣節的重要手段；二是告訐蜂起，多數*都是自下而上的舉發。一些地方官吏以查出犯忌文字為邀功之路。乾隆皇帝在位(1735—1795年)時先后發生*100多起，尤其集中于乾隆中期，是三朝中文網最密、文禍最多的時期。乾隆大興*的目的是借此徹底消除漢人的反清民族意識。實際上，大多數因*受害人并沒有傳播反清思想。一部分人只是一時性起抒發對剃發易服的一絲不滿，對明朝的一些眷戀，對自身境遇的悲嘆。更多的受害者純粹是統治者望文生義、牽強附會、捕風捉影的結果。乾隆朝的*達到瘋狂、殘酷與荒唐的地步。*的危害：一給思想文化、士人風氣帶來惡劣影響。讀書作文動輒得禍，文人學士只好泯滅思想，丟掉氣節，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誦孔孟程朱的教誨以求科舉入仕；或者遠離敏感的學術領域，遠離現實，把全部精力用于訓詁、考據的故紙堆中，史稱乾嘉之學。二*敗壞了官場風氣。清朝官員大多數是科舉入仕。作為文人，他們有可能成為*的犧牲品；作為官僚，他們又是*的制造者或幫兇。他們一方面不愿意自觸文網，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為貫徹皇上諭旨不力，不能嚴究文字之責而獲罪。于是他們只有向著謹小慎微、沒有思想、沒有節操的方向發展。

八、遷界禁海

遷界禁海是清朝初期實施的又一項暴政，主要是在康熙年間，時間大致在順治末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復臺灣)左右。由于清朝統治者的刻意隱瞞，這方面的歷史資料相當缺乏，即便有個別涉及也是大多輕描淡寫，一筆帶過，語焉不詳。(記得在電視劇康熙王朝中曾有涉及，有一段福建總督姚啟圣動員福建沿海居民遷移的鏡頭。)實施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從鄭氏手里奪回臺灣。為孤立臺灣，清政府規定沿海30里的居民內遷，片板不準下水。先是在福建沿海實行，后又推廣到廣東和浙江沿海。清政府劃定一個瀕海范圍(從最初的瀕海三十里左右，到后來的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設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墻，強制處在這個范圍內的沿海居民遷移，有敢不遷移的，殺無赦，有敢越界的，也殺無赦。總之，讓距離海邊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個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成為一個無人區。按照南明史的記載“廣東遷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爾坤、介山二大臣巡視海疆，“令濱海民悉徙內地五十里，以絕接濟臺灣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盡夷其地，空其人民”。康熙二年“華大人來巡邊界，再遷其民”。“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續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初立界猶以為近也，再遠之，又再遠之，凡三遷而界始定”。沿海遷界的過程也不象現在的三峽移民那樣，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腳，給予適當的資金補償，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遷移出去，沿海遷界的過程與其說是移民，不如說是一次殘酷的驅趕、屠殺和掠奪。(與美國驅趕、屠殺印第安人的“西進運動”頗為相似！)東南沿海地區從宋朝開始就逐漸成為中國最富庶最繁榮的地區，而在清廷的這一暴行下，頃刻間，幾千年積累的財富和生產力化為烏有，人力也消滅殆盡！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里，中國從一個沿海國家，變成了一個內陸國家。它所造成的破壞和后遺癥遠遠超過了一次大規模的戰爭。唯一的收獲就是使臺灣經濟一時陷入困境，為后來的康熙帝一舉平臺奠定了基礎。

九、捐官制度

康熙時，官吏已多貪污。對于一般的貪污現象，康熙帝以為難以根絕，每以寬大為政，不做深究。他曾說：“諸臣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車駟馬，八騶擁護，皆何所來貲？可細究呼！？”在這種優容寬縱政策之下，康熙晚年以來，吏治逐漸敗壞，官吏貪剝肆無忌憚，以致各省倉庫虧空動逾千萬。其后雖經雍正皇帝大刀闊斧，嚴刑峻法，懲治貪風，但因其統治時間太短，成效有限。到了乾隆、嘉慶時期，官場則貪污成風，賄賂公行，吏治敗壞已極，局面不可改易。因之遂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之說。乾隆朝更是產生了一個中國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大的貪官——和珅。究其根源，主要在于清朝實行的捐官制度。康熙十三年因平“三藩”叛亂，實行捐納制度，以補軍費之不足,3年內捐納的知縣500余人。為防止冗官擾民，規定：“捐納官到任三年，稱職者具題升轉，不稱職者題參”(清史稿卷87選舉志七)，但在實際上無法貫徹。雍正(1723～1735)時，道府以下各官均可捐納，乾隆時文官可捐至道、府、郎中，武官可捐至游擊。捐官制度雖然為清政府補充了一項臨時財政收入，但是使封建官僚機構惡性膨脹，花錢買來的官自然不可能廉潔，此舉遂成為招致清朝吏治敗壞的一大弊政。

十、閉關鎖國

上文說到，清朝在收復臺灣以前，曾經厲行海禁政策，嚴禁商民出海貿易，片板不許下海，犯禁者一律處死，貨物沒收入官。這種海禁政策地實施，主要是為了對付鄭成功及其子孫的海上勢力，并不是針對外國的。因此，1683年清朝收復臺灣后，逐步放寬海禁，準許對外貿易。但是到乾隆前期，針對英國等西方國家貪得無厭的要求，清政府又加強了對外貿易的限制，下令關閉除廣州以外的其他通商口岸，并且頒行嚴格約束外國商人的條例和章程，這樣便形成了所謂閉關政策。閉關政策歷經乾隆、嘉慶年間，一直延續到道光時鴉片戰爭前夕。所謂閉關政策，是指清王朝嚴格限制和禁止對外交往和貿易的政策。主要內容有三：限定一口(廣州)通商、嚴格約束外商活動、限制中國商民出海。這種政策的原因亦有三：清朝統治者的短視和無知是“閉關鎖國”的直接原因；封建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較穩定，對外來商品有較強的抵制作用，這是閉關鎖國政策的經濟根源。三是清朝統治的需要。為防止中外反清勢力的聯系和西方殖民主義的滲透，清朝統治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閉關鎖國政策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對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有一定的自衛作用，但它畢竟是一種消極落后的政策。因為閉關政策并不能削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力量，反而阻礙了自己的發展，使中國喪失了對外貿易的主動權，統治者愚昧無知，妄自尊大，隔斷了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拉大了中國與西方的差距，造成近代中國被動挨打的局面。任人宰割，百年國恥，其原因無疑是多方面的，但閉關鎖國當是其中的罪魁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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