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說的是，只要吳先生能將這次貸款的錢都存進香港中國銀行的賬戶，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控制一下,規避一下風險。要是吳先生你答應的話，我們立馬就可以動用手中的權利盡快放貸，還望吳先生理解我們銀行的難處。”

在江明說完后，吳志就明白了幾位銀行行長的意思。在后世的吳志可是沒少見那些銀行的一些對金錢、賬戶等控制方法，有的銀行甚至為了讓借貸的人還款，還會拍賣借貸人的不動產呢。不過這個條件對吳志來說，根本就不是條件。因為吳志并沒有香港中國銀行賬戶，只有瑞士銀行賬戶，本來還想開個賬戶的，現在他們的這個要求反而幫了吳志的忙。

后世中，香港還沒回歸之前，中國銀行就曾經大肆宣傳其在香港成立第一家分行。當時還記得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的建筑物是由華人之光貝聿銘設計的。

由貝聿銘建筑師事務所設計的香港中銀大廈，總建筑面積12.9萬平方米，地上70層，樓高315米，加頂上兩桿的高度共有367.4米。這時這棟大廈正是香港最高的建筑物，也是美國地區以外的最高的摩天大廈。中銀大廈外型像竹子的“節節高升”，象征著力量、生機、茁壯和銳意進取的精神；基座的麻石外墻代表長城，代表中國。

香港中銀大廈是貝先生退休前的最后一項大型設計。可以說，中銀大廈就已經徹底征服了香港人。

當然，因為風水學說的關系，貝聿銘先生在中銀大廈上還是下了一些功夫的，香港人迷信的就是這些東西，如果不能很好的解決，即使大樓建得再漂亮，銀行的實力再強，客戶也不見得愿意和銀行打交道。

香港很多人都很相信命理和風水之說。自古至今，國人為什么那么信風水，為什么那么多人孜孜以學，夢寐以求？為什么那么多人痛恨反對，欲除之而后快，一直都是人們深思的問題。所謂落土八字命，恨命莫怨天。每個人都想知道自己的命運，或者去改變自己的命運。

在中國，算命術的發展興盛有著深刻的社會基礎，這就是蕓蕓眾生對命運的廣泛承認以及設想有冥冥之力可以擺布自己一生命運。“命運”包括兩個含義；一是命，即生命或性命，二是運，即運氣。因此，命運就是指生死壽夭、富貴貧賤的格局狀況和或禍福吉兇、盛衰興廢、窮通進退、榮辱憂喜等一切遭遇的結局特點和趨勢。

很多人說，算命都是騙人的。可如果算命術全是胡說八道，那么它不可能在民間久盛不衰。存在，自有它的道理。算命術如果是騙人的，那么它欺騙了國人五千多年，世上有這么高明的騙術也是值得研究的。

當然，在回復銀行行長們要求時，一些表面功夫還是要做的。畢竟人都是有點怪的，太容易得到手的東西都不怎么相信或者說不怎么珍惜的。吳志故作思考，然后皺起眉頭嘆了說：“既然這樣的話，那我就勉為其難答應吧，不過我也有個條件要提。”來而不往非禮也，這樣大家也都放心了。

之后接下來的事情就很順利了，在晚上八點鐘才搞定了貸款的事情，而吳志在這次談話中就搞定了將近十個億。本來吳志這次來就是想再貸個五個億就差不多啦，沒想到這幾個省行行長的膽子也大，在吳志答應他們的條件后，就利用手中權力大顯神通，總共貸給吳志整整十個億。

在吳志看到巨大的貸款額后，心里徹徹底底地樂開了花，而在省城農業銀行江明行長的辦公室，幾位銀行行長同樣是喜氣洋洋啊，這次可是減輕他們放貸的任務。其實他們也是有點無奈的，上面給自己下了放貸任務，那自己就需要完成，可是現在這個念頭并沒有什么人來貸款，來的也只是一些國有企業。就算是國有企業來了，那也放貸不了多少。既然今天有人想要貸很大的數目，那自己為什么不放貸呢，不然的話人家就去民間資本去借貸的話，那自己這邊損失的可不是只是8的利息收入了。

民間借貸在我國由來已久，近年來，民間借貸市場更趨活躍，呈現出借貸規模擴張化、借貸用途多樣化的特點，對金融業的影響日漸加深。

而對于民間資本，特別是浙江溫州民間資本，吳志很是熟悉了。民間資本是中國特有的概念，從八九十年代一直到后世，民間資本一直都是很活躍的。

吳志自己在后市的時候，就曾想用自己辛辛苦苦賺來的錢再加上貸款買套房子的，可誰知計劃趕不上變化，那些溫州人組成的炒房客就跟聞道肉味道似的一下子朝著房地產項目奔來，源源不斷的資金推動著房價的大幅度上漲。

當然，造成房價上漲的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過分追求GDP增長,以及“地王”價格屢創新高，但是客觀上不否認溫州有一部分民間資本在炒房,溫州人充當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而且溫州人有個特性跟螞蟻一樣。那就是一起分享盛宴。螞蟻在外面發現肉骨頭絕對不會一個人獨自去啃，而是跑回家來呼朋喚友，叫大家一起分享盛宴。溫州人發揮民間小資本、大積累的“螞蟻兵團”效應，在國內外市場攻城掠地。

從1992年“南巡講話”到1999年,溫州民營資本處于原始積累階段。自1999年以后，溫州民間資金開始游離企業生產經營領域，追逐投資熱點。

“資本的天性就是逐利”。浙江民間資本相對充裕，不少企業主經過多年積累手中掌握了大量現金，他們熱衷于通過民間借貸這種“錢生錢”的方式來投資獲利。然而由于沒有通暢的渠道和合法正規的金融體系，大量資本卻一直處于“休眠”狀態。為了獲得更多的利益，浙江民間資本開始走了出去。

2000年前后溫州民間資本開始炒房運動。一批溫州商人在省內溫州、杭州小試牛刀后，便帶5000萬元現金，包了一節火車車廂奔赴上海，見樓就買，見房就收，3天買下5000多萬元的房產。溫州炒房團頻頻光顧滬上樓市，以致精明的上海人發出“溫州人像蝗蟲一樣飛來”的驚嘆。

當然民間資本也是一把雙刃劍，在2004年以后的宏觀調控以及2008年世界金融風暴中，浙江中小企業接二連三地倒閉，其中不乏民間資本的“推手”。銀根緊縮，企業資金鏈“缺血”就用“高利貸”補充。每天千分之三的利息令借貸企業不堪重負，結果兩敗俱傷。

同時民間資本的發展也不是一帆風順的，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民間資本就遭受了很多的困難，其中最大的困難就是在2009年那一年。2009年所遭受的困難太多了，損失也是很大的。例如俄羅斯灰色清關損失70億元左右、關閉市場商鋪虧損10億元，省外煤礦兼并重組溫州500億元資金生死未卜，阿聯酋迪拜主權債務危機溫州資金縮水30億元等等。

不過這些都不是吳志現在所要考慮的事情，吳志所要考慮的事情是將這筆資金盡快投入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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