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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富中死亡是一種恥辱。
這是西方人對待財富的態度,但是這也只能代表今天的一部分人,早期歷史中無數歷史評論和文學作品可以讓我們看到資本的種種“原罪”。西方國家商業化或者工業化的時期開始的最早,慈善活動也并非一日之功。而后來西方國家遺產稅的開征,讓富人們在讓后代繼承遺產的同時,不得不支付巨額的稅金,而相關法律又有慈善捐款可以抵稅的鼓勵措施,讓富人們在享受減稅的好處之時,又可以博得“樂善好施”的美名。這是現代的西方,但我們也不能據此就認為所有的西方富人們都比我們中國富人偉大。
當代中國則是另外一種情況,起初剛富起來的人,心里還很害怕“露富”,一些人主動將自己賺的相當一部分利潤捐出,這不是出于慈善的胸懷,而是“花錢消災”。在80年代末,深圳蛇口曾舉行了一場轟動一時并且麻煩不斷的“青年德育專家與蛇口青年座談會”,焦點之一就是對個體戶辦公益事業的看法問題。“青年德育專家”認為“有許多個體戶把收入的很大部分獻給了國家,辦了公益事業”,這種精神與做法應大力提倡。而蛇口青年則認為在“左”的陰影徘徊下的變不應贊揚,在當時的情況下,“一些個體戶這種舉動并非出自自愿,而是對‘左’的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示,個體戶在賺錢地同時。已經為國家作了貢獻”。“個體戶只有理直氣壯地將勞動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黨的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那是老皇歷了,恐怕當事人現在都已經淡忘了,現在都到了年,“不笑人娼,但笑人貧”,整個社會風氣變了。富人們不再遮遮掩掩,他們可以花一大筆錢買名車。買別墅,可以很瀟灑地給飯店的服務員一大把小費。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們也獲得了對待弱勢群體“為富不仁”的“好”名聲。
當然還有另一部分人,熱衷于慈善事業,許多人捐錢為家鄉修一條路,卻不忘同時修建一個紀念碑,記載下自己的壯舉和偉大事跡。還有一些人在搞政治投機,慷慨地捐錢。只是為自己得到一些政治資本和不為人知的利益。這是有歷史傳統地,古代的那些張大善人陳老員外們,一邊開著粥鋪救濟窮人,一邊對官府充滿期待,僅僅是為了得到那些諸如“澤被鄉里”的扁額。好“光宗耀祖”。
但是我們也不能就此否認。我們的社會里還是很有希望的。還有相當的一些人熱心于公益事業,并不求回報。有人即使自己并不富裕。也樂善好施扶危濟困,哪怕是在公交車上主動讓座。也是值得提倡的。只是這種積極向上的風氣,需要更多地人去參與,身體力氣地去做,而不是自怨自艾地抱怨某某人為富不仁,或者指責某某人不講道德,重要的是要先問自己做了些什么。
陳誠的知青聯誼基金會自從1983年i二年,起初只有20位工作人員,現在已經有200多位工作人員,而會員也基本保持著剛成立時的狀態,300不到。這十二年以來,陳誠為此付出了心血,起初只是立足于北方,然后擴大至全國,而主要出資人李思明也一再地追加捐款,那些知青們會員們比如身為私營老板地錢大海也積極捐款,甚至還有些因為受救助而重新站起來地知青朋友們,也反過來給基金會捐款,這讓陳誠十分感動。
現在基金會早已不限于知青這個范圍了,她的救助對象已經擴大至廣大地農村,特別是農村貧困地區地教育問題。但話說回來,要不是因為李思明提供的大量地資金,光有一顆慈善的心,什么事也辦不成。
陳誠及他的基金會獲得了大量的榮譽,他在北京的辦公室里有一口巨大的箱子,里面存放著各種榮譽證書和獎狀,有官方的,也有私人送的錦旗之類的東西。最初的時候,陳誠專門騰出在北京的一間辦公室,將各種錦旗獎狀一一“展覽示眾”,后來就放棄了,因為這實在是太多了。不管是中央級的媒體,還是地方的媒體,都有對基金會的報道,也都是不吝嘉獎,但是陳誠的基金會,除了那些接受過救助的人之外,對于普通中國人來說,尤其是那些沒有接觸的人根本就不知道,這倒不是他矯情,而是有原則的。
“我們是慈善基金會,不是贏利機構,更不是新聞宣傳部門,況且我們又不是缺錢,重要的是,我們要將自己的工作做到實處,讓真正需要關懷的人獲得幫助。”陳誠曾經這樣說道。
但是,隨著知青聯誼基金會求助的群體數量在一天天地增長,她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越來越多的知青朋友熱
入進來,踴躍捐款。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李思明的生的老兵基金會,因為李思明的關系,許多出身軍人的企業家們也參與進來,比如跟李思明有親密合作關系的幾位當過兵的老總也慷慨地捐款。這正應了李思明當初在微星科技成立時的關于企業管理的斷語:企業應向解放軍學習。軍人出身的著名企業家實在是不少,包括國外也一樣,這不得不讓人思考這其中的學問。
集腋成裘,這是個好事。但是事情總有兩方面的,總是有人想搞投機。知青聯誼基金會真正為中國普通大眾所熟悉,正是緣于1995年生的一個名譽侵權案,而轟動全國。
事情很簡單,某位知青企業家在這年的8給陳誠基金會捐了一些錢,還不是會員——會員不是基金會創立者之一。就是后來踴躍捐助并且很熱心的人才加入地,一般人是沒有資格被吸收為會員的。后來人們也才知道,這位所謂“知青企業家”只不過下鄉插隊了不到半個月,就很有門路地返城了,而他給基金會捐款也不過一萬元人民幣。但是這位“企業家”顯然很有頭腦,利用媒體槍手長篇大論地頌揚自己的“德行”,那給基金會捐款的數額很奇妙地變成了一百萬,并且為自己生產的某種保健品冠名為“知青基金會唯一推薦產品”。結果有人買了這種保健品,沒長生不老,卻喝出病來。
有人將這個信息反饋給陳誠,陳大會長這才知道了事件對基金會的聲譽造成的嚴重損害,也很后悔。他派人去交涉,要求此人立刻撤去不實廣告宣傳,并且登報道歉,但沒想到此人卻很不識趣地派爪牙將基金會的工作人員給打成重傷。
陳大會長收到消息。立刻火冒三丈,這是基金會成立以來從未有過地事情。他立即向公安機關報案,并且向當地的法院提出控告,并要求此人一次賠償名譽損失一千萬,并且承擔兩位受傷工作人員的的醫藥費和精神損失費五百萬。本來這喝保健品喝出病來。就在當地引起了很壞的社會影響。而這個名譽侵權案更是引起了轟動。因為單單這個名譽侵權的賠償就是一個天文數字。
這是個很吸引眼球的新聞,人們眾說紛紜。而媒體也是很積極地宣傳著。知青基金會雖是一個民間組織。但她的能量卻也不容小覷,她地知青會員們。都是從事著各種職業,有國家干部,有新聞編輯,有教師有作家有畫家,也有企業家,還有很普通的工人。毆打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就是毆打了這些會員,他們感同身受,更不允許有人企圖破壞這個基金會的名譽,紛紛各展所能,掀起了輿論的批評力量。更讓人意外地是,那些直接或間接接受過基金會捐助地人,何止一萬,這些人又引發了更多地人,而且這種來自民間的力量一天天地在增長。在媒體大討論地同時,每天都有無數地聲援信件,如雪花般飛向了事件發生地的法院,當地法院地工作人員不得不加班加點清點這些聲援信件,壓力巨大。
人們不禁要問:這個知青基金會是何方神圣?這一千萬是不是有點高了?普通的中國人也是從此第一次了解到這個基金會的真實面目。
“我們基金會從1983年夏天成立以:接救助了超過一萬五千人,而我們在全國除香港、澳門和臺灣和三個直轄市外,全國各個省、自治區都至少無償建立了一所小學和一所中學,受益學生達到了7萬人。我們至今已經累計撥出了50元人民幣。最早接受救助的未成人中,有的都已經大學畢業,走上了工作崗位。如果這當中有人成為大科學家,我們不會感到奇怪,如果有人成為一個技術精湛的醫生,將許多病人從死亡線上拉回來,我們也不會感到奇怪。難道這不值一千萬?
我們的許多知青會員,都熱心地為基金會捐款,甚至有人利用自己的業余時間,不辭勞苦地投身這種愛心事業當中,并且贏得了無窮的良好聲譽,這難道可以用錢來衡量?
我們的工作人員,投身于基金會的大量繁重的工作之中,用無私的愛心去關心和幫助許多需要幫助的人,他們的這種愛心難得可以用錢來衡量嗎?因此我們提出我們的賠償要求,是合情合理,我不認為這些錢就能挽回我們基金會的損失!”陳大會長這么解釋。
50億元,當然不是可以簡單用“天文數字”來形容,尤助,更何況這是一個民間組織,人們很想知道這些錢是從何處而來。
事情發生到頂峰的時候,李思明正在歐洲各國進行訪問考察,他得知這一名譽侵權案的消息后,立刻做出指示:
的發生雖然對我們來講是一個損失,也是一個教訓,也可以從中得到啟發,我們過去還是太封閉了。召開一個記者招待會,讓更多的人來了解我們。也不要太謙虛,憚于展示自己地成績。我和曾智他們幾個雖然捐給基金會絕大部分的錢,也不在乎那個‘偉大博愛’的名聲,但如果有更多的人了解并且參與進來,我們不會羞于高調宣傳自己,但也要讓世人了解我們基金會的原則,這掛羊頭賣狗肉的現象是要不得的,那位老板一定要讓他后悔。讓他損失百倍。‘李大善人’的名號,其實也相當地不錯!”
陳大會長得了指示,第一次高調宣傳基金會的組成以及資金的來源,人們這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李思明早在1983就開始了默默無聞的公益事業,而那時,他手頭并非太寬裕。而一系列的慈善案例,也因為有更多的媒體報道,而為人所知。甚至還有無數的人“現身說法”,極高地評價基金會的偉大。這雖然也有宣傳地嫌疑,但是正面的意義還是巨大的。
事情到此,就有了順理成章的結局了,鋪天蓋地的輿論譴責力量讓那位沽名釣譽者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他公司地業務完全停頓。誰還敢喝他地保健品?汽車被不速之客給軋破。就是他家里地大門口也被人畫上了個大烏龜,質監局上門查封設備。稅務局上門來查有沒有偷稅漏稅。總之只能宣布破產。這位老板哀嘆:“我好不容易人品爆發,吐血捐了一萬塊。怎么就捐給了李思明這位超級大富豪?這不是班門弄斧,關公門前耍大刀嗎?”
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一個人生前無論他是多么的榮耀,擁有多么巨大地財富,其實在他死亡之后,也不會比別人多占一些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即使多一些陪葬品,也只能便宜了盜墓賊,弄不好被人掘了墓,弄得尸橫遍野。而如果能在生前將自己地財富捐出,讓貧困者掌握生存的技巧,讓失學者重新拿起書本,讓更多地人因為你而獲益,那才是永生!
對于李思明及他的創業伙伴來說,這50億只不過是一個來會更多。在保證自己事業發展的同時,上市公司每年的分紅,他們大部分都投入到了慈善事業當中。他們這些行為,讓那些即使是對李思明這樣的巨富曾經表示不屑的人,也不得不表示欽佩,這也是李思明希望能夠以身作則的,從而對這個社會產生正面的影響。
這引起了社會對于有錢人的財富進行了討論,這倒也不是什么新鮮事,能看到有錢人出點血,看著心情也舒坦了不少不是?而那些從來就“一毛不撥”的有錢人,就很郁悶了:
“他李思明當然有資格這么說了,只要有人賣,他即使是去買一艘航空母艦來當游艇,買一百輛二戰坦克開幾場免費展覽會,也不是什么大事。可我們就不同了,我們是小老板,掙點錢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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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基金會的每一筆錢的用處,也都一一公示出來,讓人看得見摸得著,這樣才讓更多的有錢人或者普通人,也樂于為這個基金會捐款。當然李思明也不會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須得低調。
“我看咱們還是得高調一些,多宣傳一下,將來還要有自己的網站,進行公示。最好是那些有錢人相互競爭,建個中國慈善榜,那就最好不過了!”回國后的李思明在某次公開場合說道,“想沽名釣譽,也要在我們限制的范圍內高調宣傳。”
這是一件相當有趣的事,既不能讓捐獻者太囂張,也不能讓人家太默默無聞。慷慨解囊者,不排除有人會有企圖的,知青基金會也滿足這些人對于名譽的要求,但嚴禁捐獻者有跟商業活動相聯系的行為。
雖然這減少了投機的行為,但是由于知青基金會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和她強大的公信力,富豪們也打破頭想擠進這個排行榜,因為他們發現排在前幾位的總是那些中國最著名最有影響力,也最受尊敬的公司的老板,能與這些人為伍,那才是有面子。而那些排名前二十位的,則因為這個排行榜也贏得了大量的現實利益,因為人們包括外國人也都很愿意跟這些人談生意談合作,當然李思明和他的親密創業伙伴永遠排在前六名。
“韓信點兵,多多益善!咱們有個好處就是,咱們不缺那幾個錢,你想捐,我還不一定愿意收呢!”陳誠對著媒體這樣自信地說道,他恐怕是全中國最“囂張”的慈善事業工作者了。而李思明正滿期待地踏上了他的尋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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