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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覆亡辨(宋德金）附本人評論

24744;是本帖的第190個閱讀者樹形打印標題：大金覆亡辨(宋德金）附本人評論lihaonan

等級：保義郎——正九品

文章：14

31215;分：198

門派：無門無派

大金覆亡辨(宋德金）附本人評論內容提要

自金元之際以來，就不斷有人探索金國緣何而亡，可謂見仁見智，眾說紛紜。至少有天命天意說、“分別蕃漢”說、“金以儒亡”說、貞祐南遷說、漢化說等八九種之多。本文對諸說作了簡要的梳理和評議，并著重對流行較廣并帶有全局性的“金以儒亡”說與漢化說作了辨析，認為這兩說不僅與史實不符，而且在理論上有害。其余諸說，則多是極而言之，就某個具體事件或局部問題而論的。盡管它們分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金國逐漸走向衰亡，但其中任何一說，都不是構成金國覆亡的根本原因。

本文認為，金國覆亡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一，物極必反，盛極而衰，這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二，章宗后期、特別是宣宗南渡后的軍政腐敗加速了金朝的衰亡，這是內因；三，對蒙古、南宋、西夏政策失誤，蒙宋聯盟形成，決定了金國的最后覆亡，這是外因。

關鍵詞金朝金亡原因金以儒亡女真漢化

金王朝于1115年建立后，經過四五十年的鞏固與發展，至世宗、章宗時期，達到鼎盛階段，此后，由盛轉衰。公元1234年，終因不敵蒙宋軍的聯合進攻，金朝滅亡。自金末以來，就不斷有人探索金國覆亡原因，見仁見智，眾說紛紜。本文擬對前人諸說略做梳理和評議，以期得出較為合理的解釋。

一、金亡諸說評議

165294;天意、天命說

金元之際的元好問（11901257）在他寫的喪亂詩中，有的述及他對金亡原因的思考。如，“塞外初捐宴賜金，當時南牧已骎骎。只知灞上真兒戲，誰謂神州已陸沉。”

(1)是說朝廷對北方來犯者毫無戒備，而金兵又缺乏戰斗力，導致金國敗亡。元好問有多處把金亡原因歸結為天意。如：“興亡誰識天公意，留著青城閱古今。”

(2)“廢興屬之天，事豈盡乖違？”

(3)都是說國家興亡本由天定。天在中國古代哲學中是個十分復雜的概念，這里不作探討。元好問一生坎坷，對家亡國破有切膚之痛，立志以修史為己任，對金亡原因應有深刻的見解，。然而，由于自幼接受傳統文化教育，有根深蒂固的忠君愛國觀念，也許囿于這種故君故國之思，所以在論及金亡原因時，把它歸結為天意。

后來,明人也有類似的看法，認為“國之興亡，天也，人力不與焉”。女真起自黑水，不數年，北滅遼，南蹙宋，西破夏，并至吳越荊揚，遂有天下三分之二。“是豈金人之能哉，天方相之故也。”傳之子孫百余年，敵國已服，境內已寧，文恬武嬉，將驕卒惰，失去昔日的強盛。“天方相之，則舉天下莫能與之爭；天命去之，則合天下之師不能抗。”

(4)明人雖無元好問的故君故國之思，也把解釋不清楚的國家興亡說成是天命。

265294;“分別蕃漢”、非“盡行中國法”說。

稍晚于元好問的劉祁（12031250）在《辯亡一文集中地表述了他對金朝衰亡的分析。他認為，貞祐南渡后，宣宗“偏私族類，疏外漢人，其機密謀謨，雖漢相不得預……此所以啟天興之亡也。”又說：“大抵金國之政，雜遼宋非全用本國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別蕃漢，且不變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長久。向使大定后宣孝得位，盡行中國法，明昌、承安間復知保守整頓以防后患，南渡之后能內修政令，以恢復為志，則其國祚亦未必遽絕也。”

(5)在他看來，女真與漢人的矛盾、對立及女真漢化不徹底導致金國最終土崩瓦解的根源。

其實，劉祁說的“分別蕃漢”之弊，是歷史上以少數民族為主體建立的王朝大都存在的問題，有的王朝確實是亡于由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所引發的農民起義，然而金朝不是。

至于說金國不能“盡行中國法”而導致亡國，更難成立。就遼金元清而論，女真、滿族的漢化程度遠遠高于契丹、蒙古，這是不爭的事實。劉祁還批評哀宗說：末帝（指哀宗）“雖外示寬宏以取名，而內實淫.縱自肆”。又說哀宗“用術取人”，“闇于用人，其將相止取從來貴戚”，因此一遇勁敵而亡國。

(6)劉祁對哀宗的指責也嫌苛刻。金朝后期，頹勢已定，哀宗無力回天，元人修撰的《金史middot;哀宗紀說，哀宗“圖存于亡，力盡乃斃，可哀矣”。還有清人論哀宗說：“古今人主無可以失天下之諐（愆）而不幸而失之者有三主焉，曰梁簡文帝，曰唐昭宗，曰金哀宗。”

(7)同樣表達了對哀宗的同情。

365294;“金以儒亡”說。

《元史middot;張德輝傳載，世祖忽必烈在潛邸，曾問張德輝：“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張德輝答：“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國之存亡，自有其責者，儒者何咎焉！”世祖然之。看來，金元之際社會上流傳“金以儒亡”一說，而金亡仕元的張德輝則持不同看法，并據理說服了忽必烈。

近來看到有文章批評張德輝是答非所問，認為“金以儒亡”的含義是指金朝因過分的漢化而喪失民族傳統，最終導致亡國，并非說金國亡于儒生之手。張德輝顯然誤解了“金以儒亡”的意思。盡管目前我們尚未找到當時和后來論者對這句話的詮釋，不過從“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句式來看，是把遼金亡國的原因分別歸結為崇佛和尊儒，這里的儒就是指儒者、儒學、儒家思想，似不能理解成漢化。尊儒與漢化有聯系，卻不等同。張德輝反駁“金以儒亡”的說法不無道理。

465294;成吉思汗伐金（1211年）說。

《金史middot;承裕傳載，衛紹王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率兵南伐，與金軍戰于宣平的會河川，大敗金軍，入居庸關，金中都戒嚴，“識者謂金之亡于是役”。這是就一個具體戰役所引發的后果而論的。

565294;“金以壞和議而亡”說。

清人趙翼在《金以壞和議而亡一文中說，金朝末年，蒙古圍汴，哀宗遣使出質乞和，蒙古已退兵，而飛虎軍又擅殺北使唐慶等，“于是，蒙古之和議又絕而不可解矣，此皆不度時勢，恃虛氣以速滅亡也。金之先以和誤人，而后轉以不和自誤”(8)

。因此，金以和議而亡。這也是一個具體事件，恐難說它是構成金亡的根本原因。

665294;貞祐南遷說。

清人李慈銘在《越縵堂讀書記的《歸潛志一目中，有兩處批評劉祁的金國因分別蕃漢而亡的說法，認為“國勢所趨，人習便安，即使得志，亦恐不能盡革其舊，故此不足為金人譏”。并說，“惟宣宗一敗之后，即遷汴都，為大失計耳”。又說，劉祁“辨金之亡，不咎宣宗輕棄燕都，而摭拾浮談，亦為非要”。

(9)李慈銘認為，金國因宣宗輕棄中都、南遷汴京而亡。

貞祐南遷確是金朝的一個重大轉折，金國從此一蹶不振。然而，宣宗在南遷后，倘若對內堅持撥亂反正，勵精圖治，選賢任能，整頓吏治，對外與南宋、西夏和好，或許不至于衰落得那么快。南遷后，吏治腐敗、文恬武嬉、茍且偷安、上下無恢復之謀等諸多弊端的存在，加速了金國走向覆亡之路。

765294;哀帝用人不當說。

《元史middot;李冶傳載，元世祖忽必烈在潛邸，曾問李冶（仁卿）說：“完顏合答及蒲瓦何如？”李冶答：“二人將略短少，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這兩個人，《金史分別作完顏合達和移剌蒲阿，是金蒙三峰山之戰的金方主帥。三峰山之戰是蒙古滅金過程中一次決定性的戰役，蒙古軍在金國境內創造了以少勝多的奇跡。金軍在這次戰役中慘遭失敗，其精銳力量喪失殆盡，標志金國的覆亡已成定局，作為主帥的完顏合達和移剌蒲瓦有其不可推卸的責任。不過，一次戰役的勝負，往往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當時蒙古正處于上升時期，而金朝已從鼎盛階段衰落下來。在這次戰役中，又遇到偶然因素，連降三天三夜大雪。對于這樣的天氣，蒙古軍比金軍更能適應一些，這就進一步加速了金軍的敗亡過程。接著，哀宗又急令金軍撤回汴京，兩帥只得遵旨北上，疲于奔命。而且這時蒙古軍已經做好準備，用伏兵夾擊，使金軍一敗涂地。完顏合達戰死，移剌蒲阿被俘，蒙古軍招降蒲阿，蒲阿說：“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不屈而死。

金元人對完顏合達和移剌蒲阿的評價并不壞。劉祁說，完顏合打“為人勇敢忠實，一時人望甚隆”。

(11)《金史middot;完顏合達傳載：“合達熟知敵情，習于行陣，且重義輕財，與下同甘苦，有俘獲即分給，遇敵則身先之而不避，眾亦樂為之用，其為人亦可知矣。”左丞相張行信稱贊說：“完顏合達今之良將也。”《金史middot;完顏合達移剌蒲阿傳贊曰：“天朝（指蒙古）取道襄漢，懸軍深入，機權若神，又獲天助（指三天三夜大雪），用兵犯兵家之所忌，以建萬世之俊功，合達雖良將，何足以當之。蒲阿無謀，獨以一死無愧，猶足取焉耳。”《金史修撰者對完顏合達和移剌蒲阿的評價是寬容而公平的。三峰山之戰注定了金國的敗局，然而當時金軍一方是否有比完顏合達更杰出的統帥，或者換了別的主帥就能避免失敗，都很難說。因此，李冶據此提出的哀宗用人不當說，也不盡妥當。

865294;亡于鈔法說。

宋人吳潛說：“金人之斃，雖由于韃，亦以楮輕物貴增創皮幣。或一楮而為三緡，或一楮而為五緡，至于為十為百，然人終不以為重。其末也，百緡之楮止可易一面，而國斃矣”。

(12)是說金國之亡雖由于韃靼，但是金末的通貨膨脹也是導致覆亡的重要原因。近人鄧之也說，“宋金元皆亡于鈔法”，

(13)未作具體論述。書中摘錄了《金史middot;食貨志三關于錢幣的史料，作為論據。他也是從金朝后期社會經濟中幣制紊亂、通貨膨脹的弊端所引起的惡果而言的。

965294;漢化說。

這是一種比較流行的說法。

清朝皇帝多持此說。清太宗說：“當熙宗及完顏亮時，盡廢太祖太宗舊制，盤樂無度。世宗即位，恐子孫效法漢人，諭以無忘祖法，練習騎射，后世一不遵守，以訖于亡。”

(14)清高宗（乾隆）《金章宗詩云：“乃祖嘉習國語，為孫宜守舊物。服御漸染華風，疏忌那聞吁咈。付托卻喜柔弱，馴致金源道詘。惜哉大定規模，直使章宗衰訖。”詩末夾注云：“章宗即位以后，未嘗不知治體，然偏以典章文物為急，而詰戎肆武之道棄之如遺，遂盡變祖舊風，國勢日就孱弱。又因無子疏忌宗室，以衛紹王柔弱毀智能故□之，遽而傳住，不復為宗社計。漸至淪胥，金源之業蓋衰于章宗矣。”

(15)乾隆皇帝將金國衰亡的根本原因歸咎于章宗時“漸染華風”，亦即漢化。近來有文章說，女真人的徹底漢化導致了大金帝國的覆亡，為漢化說作了進一步的論述。

二、金亡原因之我見

金元之際以來有關大金覆亡原因的諸說中，天意天命說、分別蕃漢說、金以儒亡說及漢化說等，是就宏觀而言的，其余則是就某一具體事件或戰役所引起的后果而論的，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這些說法、特別是金元人諸說的提出，大都與本人的經歷、立場、政治主張等有關，難免受到一定的制約。如，元好問囿于故君故國之思，從其詩文中反映出他對金亡原因的思考有局限性。劉祁祖父、父親世仕金朝，自己“平昔所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16)卻沒有中式，難免有懷才不遇之憾。李慈銘則稱他“以其不得位為恨”，(17)所以劉祁批評金朝“分別蕃漢”和不能“盡行中國法”。

由于論者政見不同，往往會對同一事實得出相反的觀點。比如，金王朝共存在120年，它是短是長？劉祁為了說明金亡原因是未“盡行中國法”，“此所以不能長久”，

(18)謂其短。而元初士人許衡為闡述行漢法的必要性，說：“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后魏遼金歷年最多，其他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

(19)稱其長。金元之際距金亡時間不久，論者對其覆亡原因本應比較熟悉，但因受種種制約，其看法反倒不易做到全面、客觀。

及至清朝，距金亡已歷四五百年，統治者為了長治久安，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對金亡原因的思考應該更趨理性。清太宗、高宗的金亡于漢化說，有其合理性，得到較他說更為廣泛的認同。于是，許多人便把金國衰亡的軌跡歸結為：儒學傳播——女真漢化——國勢孱弱——金國覆亡。如此，儒學的傳播，便成了金國覆亡的根源，儒學便成了誤國、亡國的學說。顯然，這不僅與歷史實際不相符合,而且在理論上也十分有害。儒學不應是金國覆亡的根源。

金源一代，由于儒學的傳播，學校的興起，科舉的實施，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金世宗雖然極力主張毋忘舊風，保持女真風俗，而儒學卻在金國得到了較廣泛的傳播。大定、明昌間，金朝社會出現“文風振而人材輩出，治具張而紀綱不紊”

(20)，以及“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余”(21)

的興旺局面。世宗的一系列舉措，大體上是遵循西漢以來的儒家治國之道。大定、明昌間鼎盛局面的出現，是同儒學在金國的傳播分不開的。

再就金朝后期的一個嚴重社會弊端——吏治而論，也否定了儒者、儒學誤國的說法。一個政權的吏治如何，關系到政道的興廢。大定初，張浩建議恢復皇統間選進士以充令史的措施。他說：“省庭天下儀表，如用胥吏，定行貨賂混淆，用進士也，清源也。且進士受賕，如良家女子犯奸也，胥吏公廉，如娼女守節也。”議者皆以為當。

(22)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金世宗說：“女直進士可依漢兒進士補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為吏，習其貪墨，至于為官，習性不能遷改。政道興廢，實由此也。”

(23)由此可見，儒廉吏貪是當時君臣的共識。

貞祐南渡后，金朝政治腐敗，吏權大盛，“因循茍且，竟至亡國”。(24)

而這一局面的恰與排斥儒士有一定的關系。宣宗性格猜忌，獎用胥吏，任用以護衛出身的術虎高琪為相。術虎高琪本無勛望，每戰輒敗，反而不斷得到升遷。他“喜吏而惡儒”，

(25)與進士為仇。當時吏員升遷之快，遠勝進士，以至“士大夫家有子弟讀書，往往不終輒輟”。

(26)術虎高琪“妒賢能，樹黨與，竊弄權威，自作威福”。被宣宗稱為是“壞天下者”。

(27)劉祁稱蒲察合住、王阿里、李渙等酷吏，是“胥吏中尤狡刻者”，“陷士大夫數十人”，“亦亡國之政也”。

(28)元好問也曾指出金朝后期胥吏當權之弊，他說：“予行天下多矣，吏奸而漁，吏酷而屠，假尺寸之權脧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

(29)可見獎用胥吏、排斥士大夫實為南遷后加速金國覆亡的一大弊政。

再談漢化與金國覆亡的關系。

那種認為女真的漢化改變了他們質樸的民族傳統，養成懶惰奢靡的生活作風及徹底銷蝕了其傳統的尚武精神的說法，也值得商榷。金朝中期以后，女真懶惰奢靡作風的養成和尚武精神的銷蝕，是客觀存在。然而，這一存在是否即女真漢化的結果，或者說女真漢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這一客觀存在？尚待考察和探討。清人在論及金亡原因時即有人說，金章宗“婢寵擅朝，而金源氏衰矣，非習漢人風俗之過也……金源氏可謂負漢人之法度矣”。

(30)明確指出金國衰亡與漢化無關，是有道理的。

女真從“內地”遷往華北以后，由于生存環境的改變，生產力的提高，社會的發展，特別是世宗、章宗兩朝“治平日久，宇內小康”

(31)局面的出現，人們的觀念和生活方式必然發生變化。因為“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變化”，

(32)這是一條根本的規律。不僅如此，人們處在同樣的或差不多同樣的經濟發展階段，他們的思想意識、道德觀念必然是或多或少地相互一致。因此，女真人的懶惰奢靡作風的形成和尚武精神的銷蝕，不能簡單地歸咎為漢化的結果。

海陵王、世宗、章宗朝，金國的政治文化重心在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一帶。這里的民眾向有慷慨、勁勇、吃苦耐勞的性格。如，《隋書middot;地理志中載：“自古言勇俠者，皆推幽、并。”唐人韓愈說：“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

(33)宋人蘇軾說：“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杰。”(34)又說：“勁勇沉靜……燕趙之俗也。”

(35)《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載，南京（今北京）“人多技藝，民尚氣節，秀者則力學讀書，次則習騎射，耐勞苦。”

(36)由此可見，懶惰、奢靡、怯懦并不是漢人性格的主流。

一般來說，懶惰、奢靡、怯懦等品行，是已過上升時期統治階級的一個帶有普遍性的特點，而來自外部的影響，只是起了某些助動、催化的作用，所以無須把女真漢化的消極面看得那么重。至于對少數貴族、宗室、高官以外的階層來說，如何看待他們的所謂奢侈趨勢，也要仔細分析。當社會轉型時期，人們的觀念有時相對滯后。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世宗說：“國初風俗淳儉，居家惟衣布衣，非大會宴客，未嘗輒烹羊豕。”

(37)其實，金初風俗淳儉，是與那時生產力低下相一致的。社會財富增加了，消費相應地發生某些變化，未必就是奢靡。

再就個案來說明女真奢靡之風與漢化關涉不大。貞祐南遷后，金國上層逐漸形成了一個由奉御、奉職之類的皇帝近侍構成的貪腐群體。“奉御、奉職皆少年不知書”，

(38)屬于吏員。雖然他們的職位不高，卻深得皇帝委信，其地位反在士大夫之上。這個群體，“皆膏粱子弟，惟以妝飾體樣相夸，膏面鑷須，鞍馬、衣服鮮整，朝夕侍上，迎合諂媚。以逸樂導人主安其身，又沮壞正人招賄賂為不法。”他們多“以貴戚、世家、恩幸者居其職，士大夫不與焉”。

(39)這是一個典型的女真貪腐群體。完顏白撒就是這個群體中的代表人物。白撒，奉御出身，“目不知書，奸黠有余”。

(40)他“以內族位將相，尤奢僭。嘗起第西城，如宮掖然，其中婢妾白數，皆衣縷金綺繡如宮人……然為將相無他材能，徒以儀體為事。”白撒從哀宗東征，方渡河督戰，就勸哀宗回奔睢陽，“眾以其誤國，歸罪請廢”。哀宗不得已，將其下獄，死于獄中。

從完顏白撒和前面述及的術虎高琪之類的貪腐、怯懦、誤國行徑中，同樣看不出他們受儒學、漢化的影響，反而他們都是儒學、漢化的反對者。

以上就金元以來有關金國覆亡諸說作了簡要的梳理和評議，并著重對流行較廣并帶有全局性的“金以儒亡”說和漢化說作了辨析。至于成吉思汗伐金（1211年）說、“金以壞和議而亡”說、貞祐南遷說、哀帝用人不當說等，多是極而言之，就某個事件或局部而論，它們都在一定程度上使金國一步步走向衰亡，但是都難說成是金國覆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金國究竟緣何而亡？應該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

首先，物極必反，盛極而衰，這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

唐朝詩人孟浩然有一句很有名的詩：“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是至理名言。人事也好，民族也好，政權也好，都會有興有廢，有盛有衰。女真其于唐五代間，經過二百年的繁衍、生息、壯大，于1115年建立金王朝，并在10年間，一舉滅遼克宋。金國歷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世宗、章宗6朝，從建立、鞏固、發展到鼎盛，此后逐漸走向衰落，而這時北方的蒙古則正處于上升時期。衛紹王時，宋人已經看出金國必亡。大安三年十二月，南宋真德秀所說：“今之金國即昔之亡遼，而今之韃靼，即鄉之金國也。以垂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眾叛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

(42)一個已經走向衰落的民族和政權，遇到了正在興起又極富掠奪性、而且能夠適時調整策略的民族和政權，金國的迅速覆亡是已經注定了的。

其次，章宗后期、特別是宣宗南渡后的軍政腐敗加速了金朝的衰亡，這是內因。

章宗朝后妃參政，宰相擅權，武將跋扈，導致上層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激化。章宗欽懷皇后死后，中宮虛位，章宗欲立李師兒，因大臣反對，進封為元妃。元妃李師兒“勢位熏赫，與皇后侔矣”。

(43)并與經童出身的佞臣胥持國互為表里，管擅朝政。民間流行“經童作相，監婢為妃”之語。

(44)章宗誅鄭王永蹈、鎬王永中等事，都是起于李師兒和胥持國。武將專恣跋扈，朝廷政令不能順利推行，雖諫官屢有彈劾，卻被章宗偏袒，其實也是無可奈何的表現。其繼任者衛紹王柔弱無能，政亂于內，兵敗于，加劇了金國的衰落。

宣宗南遷后，金朝軍政腐敗日趨嚴重，其主要表現，有三個方面：一是吏權大盛，吏治腐敗；二是上層統治者無恢復之謀，侈糜腐化，茍且為安；三是軍無斗志，喪失尚武精神，缺乏戰斗能力。

關于前兩個方面的史實，上文略有涉及，這里就第三個方面作點說明。其實，早在章宗時，因世宗以來承平日久，武備廢弛，猛安謀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輩”，

(45)而且風俗侈糜，失去了女真昔日驍勇善戰的傳統。章宗雖然采取一些旨在提高猛安謀克戰斗力的措施，卻收效不大。及至宣宗南遷后，這個問題更趨嚴重。太常卿侯摯在談及女真將帥時說：“從業掌兵者多用世襲之官，此屬自幼驕惰，不任勞苦，且心膽懦怯，何足倚辦。”

(46)這時的猛安謀克軍戶已成了坐食階層，毫無戰斗力可言。南遷后的軍政腐敗和尚武精神銷蝕，使一些有識之士深感憂慮，紛紛建言。如貞祐四年（1216），監察御使陳規上書條陳8事：一曰責大臣以身任安危，二曰任臺諫以廣耳目，三曰崇節儉以達天意，四曰選守令以結民心，五曰博謀群臣以定大計，六曰重官賞以勸有功，七曰選將帥以明軍法，八曰練士卒以振兵威。

(47)應該說陳規所言，切中時弊。然而，宣宗閱后卻龍大怒，宰執也說陳規多事，不久將他左遷外地。又如，監察御史許古因宣宗信任丞相術虎高琪，無恢復之謀，上書譴責高琪等執政者，說，“方時多難，固不容碌碌之徒備員尸素，以塞賢路也”。他還勸宣宗說：“愿令腹心之臣及閑于兵事者，各舉所知，果得真材，優加寵任，則戰功可期矣”。

(48)可惜這些忠言也未得到重視。

對于金朝后期日趨嚴重的軍政腐敗等弊端，大臣屢有奏議，皇帝也并非一無所知。之所以不能得到有效地遏止，除了歸根到底要從那個社會制度找原因之外，一些具體因素也是不能忽視的。比如，金朝最高統治者的無能、姑息和從容。宣宗既乏撥亂反正之材，又拒忠臣之諫。興定五年（1221年），御史烏古論胡魯彈劾陜西元帥完顏賽不縱將士擄掠，不符合主上除亂救民之意，請正其罪。宣宗卻以“賽不有功，詔勿問”了事。

(49)缺乏強而有力的監察機制也是吏治腐敗愈演愈烈的原因。海陵王時，為了適應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御史臺的職權和作用開始受到重視。世宗、章宗時，監察機構的作用得到發揮，對官員的管理、考核制度也逐漸確立起來。然而，到了宣宗、哀宗時，監察制度同金國總的政治形勢一樣，走向衰落。盡管御史臺依舊存在，其地位和作用卻不斷下降，形同虛設。

最后，對蒙古、南宋、西夏政策失誤，蒙宋聯盟形成，決定了金國的覆亡，這是外因。

金國在其存在的120年間，中國境內有多個政權并存，如何處理好同鄰國的關系，對于維護和鞏固本國統治是至關重要的。金朝中期以來，最大的威脅是來自北方的蒙古，因此，金國應該把聯合南宋、西夏，對抗蒙古作為對外政策的基本點。然而，金朝后期對外政策上出現了許多重大失誤。早在章宗時，成吉思汗向金供納歲幣，金使衛王允濟受貢，成吉思汗“見允濟不為禮”，十分不悅。允濟即位后，成吉思汗鄙夷地說：“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也？”

(50)從此加緊侵金的準備。大安元年（1209）蒙古進攻西夏，西夏乞援于金，金國群臣說：“西夏若亡，蒙古必來加我。不如與西夏首尾夾攻，可以進取而退守。”衛紹王卻說：敵人相攻，吾國之福，何患焉？”遂不出兵。

(51)25918;棄了金夏結盟的時機，也是金國對外政策的失誤。正如清人評論說：“夏弱則蒙古強，于金亦有不利焉。乃金主以兩國相爭為福，是豈唇亡齒寒之義哉！不特啟夏人之構怨，而金之亡于蒙古亦于是決矣。”

(52)南遷后，金國北有蒙古的威脅，內有紅襖軍起義及耶律留哥、蒲鮮萬奴的割據勢力，宣宗卻“南開宋釁，西起夏侮”，

(53)分散兵力，加劇了金朝的社會危機。興定元年（1217），宣宗以宋歲幣不到為由，遣烏古論壽慶、完顏賽不經略南邊。六月，宋寧宗下詔伐金。十一月，宣宗又詔唐、鄧、蔡州元帥府舉兵伐宋，從此金宋連年搆兵不止。

哀宗即位后，為了全力對付來自蒙古的進攻，改變宣宗時的策略，與南宋、西夏修好。雖然取得某些成效，卻扭轉不了整個局勢。而這時的蒙古勢頭正猛，南征西討，所向披靡。正大四年（1227），西夏滅亡。成吉思汗死于六盤山行宮，死前留下聯宋滅金的遺囑，他的繼任者在后來的滅金過程中，基本上是遵循這一戰略進行的。天興元年（1231）七月，因金飛虎軍士申福、蔡元擅殺北使唐慶，蒙金關系斷絕。在蒙古加緊實施蒙宋聯合滅金戰略時，哀宗曾幻想聯宋抗蒙，向宋借糧，并通過使臣對宋曉以利害：“大元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合，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

(54)南宋拒絕借糧給金，對哀宗之言根本不予理睬。天興二年十二月，蒙宋定盟，共同伐金，蒙古答應事成之后，以河南地歸宋。金國后期對外政策的諸多失誤，促進了蒙宋聯盟的形成，導致金國最后覆亡。

三、余論

在金國覆亡后七八百年來諸多議論金亡的詩文中，“青城”這個地名頻繁出現，令人關注。青城在北宋汴京（今河南開封）南。金初天會四年（1126），金兵攻破汴京，許宋議和，將宋徽宗、欽宗及后妃、皇族解至青城，押往金國。事隔107年，金國南京（汴京）留守崔立以城降敵，蒙古軍也以青城俘虜金國后妃、皇族北去，解往和林。歷史是多么無情，又如此耐人尋味。金元之際有人詠汴京青城詩云：“百里風霜空綠樹，百年興廢又青城。”

(55)元初郝經《青城行詩云：“天興初年靖康末，國破家亡酷相似。君取他人既如此，今朝亦是尋常事。”

(56)明清之際錢謙益論及金亡時說：“嗚呼！金源之君臣崛起海上，滅遼破宋，如毒火之燎原。及其衰也，則亦化為弱主諛臣，低眉拱手坐而待其覆亡。宋之亡也以青城，金之亡也亦以青城，君以此始，亦必以此終，可不鑒哉！”

(57)都表達了他們對金國覆亡教訓的深刻思索。在歷史上探討金國緣何而亡的人群中，既有皇帝、臣僚，也有學者、詩人，雖然他們的身份地位不同，立場觀點各異，卻共同表達了對這個題目的極大興趣。無論他們是出于資治，還是意在懷古，無疑說明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同樣值得我們去認真探討。

（刊于《史學集刊2007年第2期）

65290;以往關涉本文主題中之女真漢化研究，主要有姚從吾《金世宗對于中原漢化與女真舊俗的的態度（《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4期，1952）、《女真漢化的分析（《大陸雜志6卷3期，1953）、陶晉生《金代初期女真人的漢化（《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17期，1968）、宋德金《正統觀與金代文化（《歷史研究1990middot;1）、《金代女真的漢化、封建化與漢族士人的歷史作用（《宋遼金史論叢第2輯，1991）、劉浦江《女真的漢化道路與大金帝國的覆亡（《國學研究第7卷，2000），等等。

(1)《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遺山集卷8,四部叢刊本。

(2)同上。

(3)《學東坡移居，《遺山集卷2。

(4)[明]何喬新：《金主如蔡州，《椒邱文集卷7，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歸潛志卷12，中華書局，1983。

(6)《歸潛志卷12。

(7)20648;大文：《哀惱來山辭，《存研樓文集卷15，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廿二史札記卷28，中國書店，1990。

(9)第984—985頁，中華書局，1963。

(10)《金史卷112《移剌蒲阿傳，中華書局，1975。

(11)劉祁《歸潛志卷6。

(12)《許國公奏議卷1《應詔上封建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九事，見李埏、林文勛《宋金楮幣史系年，第323頁，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

(13)《中華二千年史卷4，第451頁，中華書局，1954。

(14)《清史稿卷3《太宗紀二，中華書局，1998。

(15)《御制詩集四集卷49，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6)《歸潛志卷14。

(17)《越縵堂讀書記第984頁。

(18)《歸潛志卷12。

(19)《時務五事，《元文類卷13，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0)王惲：《渾源劉氏世德碑銘，《秋澗集卷58，四部叢刊本。

(21)《金史卷8《世宗紀下。

(22)劉祁：《歸潛志卷7。

(23)《金史卷8《世宗紀下。

(24)劉祁：《歸潛志卷7。

(25)《金史卷106《術虎高琪傳。

(26)劉祁：《歸潛志卷7。

(27)《金史卷106《術虎高琪傳。

(28)《歸潛志卷7。

(29)《壽陽縣學記，《遺山集卷32，四部叢刊本。

(30)陸隴其：《讀金史世宗本紀，《三魚堂文集卷4，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1)《金史卷12《章宗紀四。

(32)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0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

(33)《送董邵南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7，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4)《斷策下，《東坡全集卷48，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5)《燕趙論，《唐宋八大家文鈔卷156，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6)《三朝北盟會編政宣上帙2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7)《金史卷8《世宗紀下。

(38)《金史卷16《宣宗紀下。

(39)劉祁：《歸潛志卷7。

(40)《金史卷113《完顏白撒傳。

(41)劉祁：《歸潛志卷7。

(42)《辛未十二月上殿奏札二，《西山文集卷2，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3)《金史卷64《后妃傳下。

(44)劉祁《歸潛志卷10。

(45)《金史卷92《徒單克寧傳。

(46)《金史卷108《侯摯傳。

(47)《金史卷109《陳規傳。

(48)《金史卷109《許古傳。

(49)《金史卷16《宣宗紀下。

(50)《元史卷1《太祖紀，中華書局，1997。

(51)見《大金國志卷21《章宗皇帝下，系于泰和八年（1208），中華書局，1986。此從《西夏書事、《西夏紀，系于大安元年。

(52)吳廣成《西夏書事卷40，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

(53)《金史卷16《宣宗紀下。

(54)《金史卷18《哀宗紀下。

(55)見周密《癸巳雜識middot;別集上“北客詩”，中華書局，1988。

(56)《陵川集卷11，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7)《牧齋初學集卷23《向言上，四部叢刊本。

浩楠點評：

宋先生這篇論文有一部分是針對劉浦江先生那篇《女真的漢化道路與大金帝國的覆亡那篇論文的。劉先生那篇文章寫的篇目很長，旁征博引，確實將金朝的漢化寫的十分詳細與清晰，但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劉先生關于金滅亡于漢化的觀點雖然有引用了不少史料，但是在一些地方還是有不妥之處，理論上也有一些問題。關于這個，宋先生的論文已經指出來了。

現在我再增加一些旁證：劉先生以為金滅亡于漢化的論點不妥處，除了宋先生指出的金末重用胥吏與漢人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外，還有一個強有力的證據，就是金末抗蒙戰爭，漢人死節遠比女真人多，而且女真人高級官員投降比漢人為多，諸如：

蒙金戰爭開始時，率先向蒙古納款的是金人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正三品），他奉命向蒙古求和時，已將自己的孫子粘合重山獻于成吉思汗為質。后來在中都留守任上，到中都陷落時，向蒙古將領行賄，后北上與重山會合。粘合重山后來成為耶律楚材的重要助手。蒙金戰爭中第一個變節的高級官員為女真人，這也是給“女真本位”的金帝一個重重的耳光吧。見劉曉《粘合重山的先世與別號，《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二期。

宣宗南遷后的中都保衛戰中，除了術虎高琪從中作梗致使三路援軍只有一路到達外。還有兩個女真高級將領起了十分惡劣的作用，一個是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降，造成“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其軍出降，中都危急”的局面，見《金史卷一四《宣宗紀上，卷一零一《承暉傳，《元史卷一《太祖紀等，也開創了都元帥府級別的將領投降敵人的紀錄。還有一個是抹捻盡忠，因承暉不懂軍事，將軍事指揮全權交與他處理，但是此人“密與腹心元帥府經歷官完顏師姑謀棄中都南奔”，中都的一些嬪妃要求和他一塊走，但是他卻“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顧矣”，等到了中山，大言不慚地說“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能至此”見《金史卷一零一《抹捻盡忠傳。大概是對自己同胞過度失望之故，承暉臨死前的遺表竟然交給漢人尚書省令史師安石，由他間道帶往南京（開封）的。見《金史卷一零一《承暉傳。

在蒙金戰爭第一階段中本人以有限的材料找到的女真官員投降紀錄還有：夾谷斜烈（元好問《資善大夫武寧軍節度使夾谷公神道碑銘）、后來成為元代名將的劉國杰之父、高鬧兒，完顏拿住，“本遼東臨潢路女直人”的夾谷灰郃、通住等“會天兵起朔方，遂相與歸命，太祖承吉嗣皇帝，因署通住為千夫長，灰郃副焉，令將兵攻西京，連戰破之。”《寓庵集卷七《故宣授陜西等路達魯花赤夾谷公墓志銘等。

也許有人會提出質疑，說那些漢人世侯不是漢人投降的例子嗎？但是這些世侯好多并沒有祖上擔任官員的記載，多數屬于地方豪強，臨時被署以義軍將領一類的，而且在蒙金戰爭初期也是多偏向于金朝的，只是在金棄河北而不顧后，才逐漸陸續投降蒙古，而且蒙古對他們也并非一味信任。見符海朝《蒙（元）時期漢人世候群體若干層面研究，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2002級博士論文。好多漢人世侯沒有官員背景，而女真人投降者多屬于“世受國恩”，享受著種種經濟政治法律特權的并擔任官員者。

即使一些未投降者，好多也屬于尸位素餐，根本是連自己俸祿都對不起的那種人。

“南渡之后，為將帥者多出于世家，皆高粱乳臭子，若完顏白撒，止以能打球稱。又，完顏訛可，亦以能打球稱，號板子元帥，又完顏定奴，號三脆羹。”《歸潛志卷六

“從來掌兵者多用世襲之官，此屬自幼驕惰，不任勞苦，且心膽懦怯，何足倚辦。”《金史卷一零八《侯摯傳

“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既無靖難之謀，又無效死之節，外托持重之名，而內為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陣，陣勢稍動，望塵先奔，士卒從而大潰。”《金史卷一零六《劉炳傳

“今之將帥，大抵先論出身官品，或門閥膏粱之子，或親故假托之流，平居則意氣自高，遇敵則首尾退縮，將帥既自畏怯，士卒夫誰肯前。又居常裒刻，納其饋獻，士卒因之以擾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應敵，在途則前后亂行，屯次則排門擇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責其畏法死事，豈不難哉。”《金史卷一零九《陳規傳

在此后的金蒙戰爭中以及對宋戰爭中還有一些這樣的例子：

三峰山兵敗后，潼關方面提兵入援與蒙軍相遇，第一個投降的將領竟然是女真人完顏重喜。《金史卷一一六《徒單兀典傳。

蒙軍入河南，進攻許州，“既而武監軍偏裨何魏輩開東門，內族按春開南門，夾谷太守開西門。”開門的三個人中有兩個是女真人，而死節的女真人古里甲石倫為武舉出身，粘葛仝周為策論進士出身。《金史卷一一一《古里甲石倫傳

在蔡州被圍時，息州將領內族婁室等“至是，蔡問不通。行省及諸帥日以歌酒為事，聲樂不絕。下及軍士強娶寡婦幼女，絕滅人理，無所不至。”等蔡州陷后，他們先納款于宋，軍民大多為蒙古軍所屠，蒙古并索將領于宋“宋人令官屬入城，托以犒賞，從萬戶以上六七百人皆殺”投降南宋，最終亦難免一死。《金史卷一一九《完顏婁室傳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蒙軍圍攻開封時，“是時，女直人無死事者”長公主言于哀宗曰“近來立功效命多諸色人，無事時則自家人爭強，有事則他人盡力，焉得不怨。”且“上默然”《金史卷一二四《忠義傳這種漢人立功效命者眾多而女真人則不如之的情況，是最高統治者都公認的。

從蒙金戰爭各族群表現來看，漢人表現要高于女真人，尤其以進士出身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表現最為突出。在女真人群體中，女真進士表現要高于女真武夫，金史忠義傳記載的43名女真死節人中，17名為科舉出身者，由于女真進士的數字遠小于武夫，這個比例應該很能說明問題的。飽受漢文化浸潤的女真進士大多數忠于職守、甚至以生命的代價實現自己忠于國家和儒家忠義觀的信仰，而女真武夫則大多數從小就享受著種種經濟、政治、法律上的特權，但是大多數表現不佳，甚至變節者眾，在當代即遭到人們的唾罵，在后代也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在帝制時代，固然沒有全體百姓為一個帝國的滅亡而全部殉節的道理，但是此輩不然，因為其平時有著太多的特權（如大量的田園、入仕之廣、奴婢之眾等），就如同現代社會的一個公司，如果某管理人員天天拿著高工資獎金，卻根本不做好本職工作，在公司危難之際率先想到跳槽。估計這樣的人或人群到那里也不受喜歡的。至于古代更加如此，讀歷史很容易得到一個觀念，那就是叛變受歡迎，但是叛徒永遠不受歡迎。一些女真武夫和漢人世侯都屬于此類。漢文化固然有種種弊端，但是投降變節和安危之際為保全記決不是漢人及漢文化的主流，相反在漢文化中是抨擊不遺余力的。而在金末的史實中，內心“漢化”（或者說儒化）的女真進士表現要好于只是表面“漢化”（如生活習俗、奢侈享樂一類）的女真武夫這一點，也雄辯地說明金朝亡于漢化，或者說將金朝滅亡的原因僅僅歸結于漢化帶有很大片面性，是很不公正的。

對于劉先生的那篇漢化文章，本人并非完全反對，最初讀先生的文章時，為先生的旁征博引和對前人成果的尊重所深深折服，先生的論文盡管有立論和史料的一些錯誤，但是至今在論述金朝的漢化過程和分析金朝漢化的原因以及金朝漢化的廣度和深度的國內外論文和書籍中，無有在先生論文其右者。本人也只是指出先生在立論（如金朝滅亡漢化是否是唯一原因）以及部分史實（如金末漢人及女真進士效命死節高于女真武夫）商榷之處。對于宋先生的論文，亦有可商之處，如先生指出金弱蒙強“一個已經走向衰落的民族和政權，遇到了正在興起又極富掠奪性、而且能夠適時調整策略的民族和政權，金國的迅速覆亡是已經注定了的。”，本人不是那么太看重這些“必然性”，金朝雖然走向衰落，但衰弱的政權未必一定要亡于新興的政權，本人與宋先生第二個論點很吻合，即對金宣宗時期的內政外交看得很重，事實上金之亡，宣宗的責任是最大的，尤其是拆分義軍那個措施，關于此點可參考拙作《金代花帽軍初探。或者說金蒙戰爭金終究于亡，關鍵點在宣宗。

200751021:45:35月影

等級：承信郎——從九品

文章：2

31215;分：82

門派：無門無派

洋洋萬言，終于逐句讀完。對金史毫無接觸的我學習到很多，謝謝樓主帶來的好文和評論。與其說奢靡腐化，松弛墮落是漢文化的衍生物，不如說它是生產力發展，社會多元化產生的客觀現象。外交戰略的失敗固然也是一個原因，可是反過來想想，宋一方到底是聯蒙抗金的結局好，還是聯金抗蒙的結局好呢？宋和金的外交操作表面看正好相反，結局卻差不多。我等宋史小白只能望史興嘆而已。2007511

221/1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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