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即朝司馬敏點一點頭，司馬幼達站起身來，先長揖，再回答：“先生曾云：‘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乃知無服章之美，無禮儀之大者，即四夷也，如禽獸也。”

其實正經說起來，“禮儀之大”云云并不是是勛說的，只是他抄的——源頭為唐初孔穎達《五經正義》中語。就連是勛都記不清，這是他哪回講課的時候隨口販將出去，竟然被學生給記了下來。

于是擺擺手，示意司馬敏坐下，然后環視眾人：“幼達所言是也，然為皮毛之論，未得其本。何言耶？中國有禮儀之大，何四夷所無也？有服章之美，何四夷所無也？禮儀、服章，二而實一，自何而生？何四夷之不得耶？

“華者，許叔重《說文解字》云‘榮也’，斯美言也；夏者，云‘中國之人也’。《書.武成》乃云：‘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居之于中，干戈衛護，是謂中國；布之于外，是謂南蠻、北戎、東夷、西狄，要言之四夷也。”

到這兒還都是老生常談，但接下去就有新內容啦。是勛說：“今南蠻者，如武陵蠻、山越也；北戎者，如鮮卑、烏丸也；東夷者，如高句麗、諸韓也；西狄者，如羌、胡也。彼其無衣裳而裸身耶？無文章而素地耶？彼其無禮儀而真等同于禽獸耶？”難道這些外族就都不穿衣服，不繪花紋嗎？難道他們部中就毫無規矩嗎？為什么說只有中國有“禮儀之大”、“服章之美”呢？

那就又要說到社會發展的問題啦。這年月典籍中所描述的上古時代。雖然并非完全向隅虛構。也有很多真實內容，如有巢、燧人、伏羲、神農等世，技術還極不發達，人民極端貧困，但儒者往往將其看作風俗儉樸，而不大會從中探尋到社會進步的道理。是勛對此就要好好說道說道，給弟子們灌輸一些新觀念進去啦——

“伏羲之世，人未知植麻育蠶。無織帛之能，乃綴皮編毛以御寒耳，與今之夷狄，何其相似？神農教稼穡之先，人唯漁、獵而已，間或畜牧，與今之北戎，何其相似？乃教稼穡之初，刀耕而火種，是以神農亦名‘烈山’也。與今之南蠻，何其相似？是知人而為一也。華夏之與四夷，為長者之與幼童耳。”人都是一樣的，并沒有高下之分，最大的差別，就是咱們的文化和技術比他們先進。

“漁獵、畜牧，乃逐水草居；刀耕火種，田廢必徙。居無定所，乃無恒產，無恒產則無恒心。而中原有江、河為灌，有田土之美，后稷教播五谷，民乃重遷，漸成聚落，民乃繁育，斯成中國。人之蕃也，圣人從而教之，斯有禮儀之大，服章之美矣。四夷不知稼穡，乃不成禮儀之大，服章之美。”先進的農業民族，和游牧、漁獵民族，以及原始農業部族，本是有著根本性差別的。

那么是勛說這些話，用意究竟何在呢？其用有三，首先：“有虞、有夏，不過河南地也；成湯居亳，乃有山東；鳳鳴西岐，乃有關隴；趙之并狄，斯有朔、并；秦之滅楚，斯有荊、揚；孝武皇帝以兼趙氏，遂有交、廣。或為中國人所播遷，或為夷狄而入華夏，禮儀所傳、服章所布也。”中國不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是逐漸形成并且擴張到今天這一步的。

“是故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

這句話后世傳播得非常廣泛，但究其根由，卻是許衡為蒙元統治中國所編造的理論，意思是：即便夷狄，只要占據了中國土地，那也就可以算是中國啦。不過是勛今天販賣這句話，還真不是為了夷狄張目，因為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重新詮釋——

“何謂耶？夷狄入于中國，然惡終不可勝善，丑終不可勝美，必要從其稼穡，學其禮儀，用其服章，乃可長居，此即楚之終于中國也。中國入于夷狄，斯土而未必能夠稼穡，則禮儀、服章亦將日喪，乃終泯乎夷狄矣。”許衡你丫死去吧，以后我這一說才是正根兒。

“是故夷狄之地，中國之人或不可久居，是故孝武皇帝即驅匈奴漠北，而漠南今又生鮮卑、烏丸矣，以為不興兵戈而可久安者，迂腐之見。然中國則不取漠南耶？亦非也。乃知夷狄之存也久，殺之不盡，中國退則夷狄進，漠南之不守，漠北終為中國之患也。”一定要經常性地攻打北方游牧民族，一定要牢牢守住朔、并兩州，否則中原腹心之地都會遭遇危險！

“南蠻事又不同也。北地苦寒，唯生荒草，難以耕殖……”起碼就這年月的技術還做不到把農業區大范圍北擴，“南方雖暑，亦可播植，是以武陵蠻、山越等雖匿山林間，若得其地而作，數世之后，亦中國矣——孝武皇帝因此而伐南越，并郡縣之也。”對于南方的蠻夷也要討伐，但目的不是為了修筑一條鋼鐵國防線，而是繼續擴張，增廣疆域。

對于不同夷狄的不同態度——其實嚴格意義說起來，態度都一樣，那就是打，不同的是是否占據其土地，是否可以使其入華（合并進中華大家庭）——這是是勛所說的第二個問題。

“孟子云：‘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以之責陳相也……”陳相作為儒門弟子陳良的學生，卻去追隨被孟子認為水平低幼的農家許行，孟子乃有是語——“為夏之道絕過于夷，以下從上，民乃蕃育，以上就下，民必困窮。然陳相之學于許行，得非夏而變于夷耶？乃知事有反常者也……”不要以為咱們文化先進，就必然不會被落后民族所同化了，必須隨時警惕落后文化對先進文化的沖擊和破壞——這是是勛所說的第三個問題。

最后綜合一下：“是故有稼穡之土，有耕織之勞，始有禮儀之大、服章之美，是成中國也。四夷之不如中國也，為無稼穡之土，無耕織之勞，使民困窮。中國可收其土即收之，教其民稼穡；不可收其土則逐之，使不為禍——斯乃用夏變夷，孝武皇帝收南越、五原、朔方是也。其夷狄之民困窮，乃有禽獸之性，無日不望得中國之土，然得其土而不知稼穡，遂更使中國困窮也——斯乃夏變于夷，今之五原、朔方是也。

“是故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為諸夏無君，而禮儀是在；夷狄無君亦可教化，若有君必成禽獸矣！”少數民族不抱團兒，咱們就容易同化他們，一旦抱團兒甚至立國，那就危險啦——“吾前請魏王分析匈奴、烏丸各部，即為此也。”

傳統中國人看待外族，鄙其落后，恨其侵擾，觀點都是同一的；但對待外族的態度，卻往往走兩個極端：一是以為外族既然落后，那便不足為中國之患，只要教之禮儀，必能同化；二是以為外族不可教也，必須明確“華夷之分”，嚴防死守，才能保證中國的安靖。

就這個年月而言，大一統的強大王朝雖然已經走向沒落，終究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外族尚不能威脅其腹心之地，基本輿論還是傾向于前一種態度的。所以這時候的中國人具備強大的包容性和對外來文化的吸收能力，但同時對外族入侵缺乏足夠的警惕心——“以為讀經識禮，服中國之章，即為中國人也。而不知所滋育者不變，是終不能中國也。”

其后“五胡亂華”，第一個掀起反旗的劉淵，那就是相當漢化的匈奴貴族，史書上說他“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然并卵，只要他的部族還沒能改變傳統的生活習慣，絕大多數匈奴人都沒有中國化，劉淵一旦回去，立變匈奴單于，而非中國君主。

中國人必須經歷多次慘痛的教訓，才能明白這一道理，比方說“五胡亂華”，比方說“安史之亂”，比方說殘唐五代，所以到了宋朝，相關華夷的思想傾向就逐漸右傾，走向另一個極端，最終導致了明、清兩代總體思潮的全面保守，活力漸喪。不過那是以后的事情，相對此一傾向，是勛尚無需贅言。

對于今日之病征而下藥，是勛主要教導學生們要明確“華夷之辯”，并且警惕“夏變于夷”，在兼并和融合外族的問題上，不可只看表面（用中國禮儀、服章），而要看到深層（是否真正改變了生產和生活習慣）。而且這不是一兩代人就能夠解決的問題——“楚之附周，在文王之世，而尚溺昭王漢水，問九鼎洛陽，至秦收之，始入中國。乃知用夏以變夷，亦當行之數世，始驗。”

若是能在保持包容性的前提下，提高對外族的警惕心，或許不會再蹈“五胡亂華“之淵藪吧。

宣講完畢，即使學生自由提問。突然間站起一人來，詢問道：“聞先生盟拓跋而使雄漠南，收其酋為假子，有諸？何與所言相悖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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